「朋友問我是不是每餐都吃粄條、豬腳、高麗菜飯，讓我很莫名奇妙。」美濃鎮農會農村規劃室溫仲良解釋，美濃的豬腳、高麗菜飯其實只有在祭祀時吃，而粄條則是點心，因為11點吃午餐後，在6點吃晚餐前都在田裡頂著大太陽工作，必須吃點東西補充體力，為了讓人在酷暑裡也有胃口，才加油蔥弄得又油又香。「觀光客來了以後，它們才變成正餐。」

28日由台灣社會論壇所舉辦的座談中，溫仲良指出，正如脫離了農村生活脈絡的地方特產只是待價而沽的紀念品，缺乏農村生活想像的農村再生條例及其批判，都可能失之教條。

在農村裡，除了大面積栽種主食和商品作物外，農民習於善用每一方土地，例如在畸零地種菜當作副食，即便是是田埂間，「能種2顆小白菜，就種2顆小白菜。」但是，透過農村再生條例對窳陋地區或再生區畫定的操作，不好看又不能蓋房子的畸零地就成為必須除之而後快的對象。

不同於要賣的作物萬一生產過剩、價賤賠本，就留在田地裡任其腐爛，畸零地種出來的蔬菜，如果自食之餘還有剩就會送人，而「決定要送誰」這個行為本身就是有意義的：「要是我兒子喜歡你女兒，就會送你看能不能拉近關係；或者我前幾天弄傷他家的車，就藉著送東西給他探探他對這件事的態度。」而受贈者也會找機會回饋，由此，「餽贈」與「回報」就構成了農村人際關係網絡的基礎。

溫仲良進一步闡述農民與農會的關係。以四年一度的農會選舉為例，一席總幹事的起碼可以喊價一千萬，常務理監事、監事則是總幹事的六成和四成，藉由出資和分配席次的過程，在選舉前就決定了農會的權力結構。選上農會幹部後，再藉由信用部門操控抵押地的買賣，很快就能「回本」。餽贈與回報構成的交換行為，放到了農會的選舉中，就成了一般人所熟知的「送紅包」灑錢綁樁，「農民在接受紅包的同時，也接受了紅包背後所象徵的意義。」

另一方面，由於農民對作物市場價格的掌握闕如，縱使農會的產銷部門、推廣部門不因官僚化而效率低落，俗稱「販仔」的中盤商，也很容易藉著操作行情，取代農會對農民種作的輔導功能，讓農民隨著市場價格波動一窩蜂種下某一種蔬果，最後落得產地收購價不敷成本的下場。此外，農藥行掌握了農藥使用的知識，也利用農民期望好收成的心態，扮演著教導農民預防蟲害的導師，農藥行將複雜的專業知識簡化成噴灑農藥的套裝程序，與自身利益相結合下，農藥濫用的情形只有可能越加嚴重。

「這些都可以歸因於知識不對稱。」對於農會失去應有的輔導作用，商業利益又左右著農民的種作習性，溫仲良語重心長地表示，農村裡最缺乏的是「第三部門」，尤其是知識的服務。

提供知識服務的第三部門到底生啥款？主辦單位的潘欣榮和丘延亮以杜贊奇的文化鈕帶理論為參考系，提出「保護型的掮客」一詞。社區工作者蔡培慧進一步指出，這個說法具體而言，就是要制度化的支持年輕人返鄉，投入農業或提供相關社經知識。

最後，溫仲良幽默的為「掮客」一詞辯解，「其實一個好的三七仔（載送妓女的馬夫）可以幫客人媒界合適的小姐，好的販仔也可以為他收購的農作物找到適宜的買主，換成是農藥行也說得通。」由此點出一條返鄉青年可能的農業運動實踐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