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傑先生日前的〈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借用胡適在距今整整九十年前所寫的文字，批駁羅文嘉新提的路線問題。作為政治評論，但梁文顯然混淆了許多問題。

民進黨是否「向財團傾斜」，梁文以民進黨的「人」與財團的關聯，取代、迴避階級路線和政策主張問題。然如何評判政黨與社會階級的關係，始終是以黨的路線政策有利哪個階級、哪些社會群體為關鍵，而非從「人」角度評價。納粹崛起時，既有社會主義和工人黨之名，又有失業者高度支持，卻改變不了其極右本質。

至於民進黨負債與否、有多少來自財團的政治獻金，更是與此問題渺不相涉。一個奴才曲意奉承卻得不到主子的歡心，或是被主子指使利用完後任意拋棄，都無改他依舊是奴才的事實。民進黨或其黨內派系政治立場的唯一檢驗標準，就是他們的政治實踐。民進黨是反對運動的聯合體，黨綱中左右混雜，至於其政策路線究竟傾向誰，已經過多年的檢驗，民眾自有雪亮眼睛，其實無需多所討論。

　至於梁文所言，民進黨因為在兩岸經貿上「左」的立場，和「都會區專業經理人、技術勞工和白領勞工」的需求差距太大，所以失去信任。這樣的判斷，不但和群眾真實感受有絕大出入，也完全歪曲了民進黨的相關政策立場。

　台北主流論述每每指責民進黨「鎖國」，其實是千古奇冤。陳水扁執政後，調整「戒急用忍」政策，開啟金馬小三通，放寬對中投資限制，兩岸經貿往來大幅提升等。從一九九九年到○七年，政府核准對中投資金額從十二．五億美元，上升到九九．七億。對中貿易依存度，則從十．一四％上升到二二％。對外投資中，對中國投資的比重從二七．七％開始攀升，○五年達到七一．一％的高峰。

　民進黨其實從未真正鎖國，更與「左派」無關。該黨一面運用民族主義鞏固支持群眾，進行政治動員，另一面執行以自由化、私有化、公共服務商品化、勞動彈性化為內涵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為了讓民族主義的操作更有效果，該黨從不忘利用都市白領、藍領勞工和農民對於兩岸經貿一體化中可能喪失其部分利益的焦慮，進行「反中」宣傳。這種一面結合激進民族主義和中下階級訴求，一面在實際上推動右翼財經政策的政黨其實屢見不鮮，近年來不斷掀起泰國政治波瀾的塔克辛就是一例。

　馬克思也好，列寧也罷，他們當然無法給台灣環境、運輸和國土規畫政策提供答案，但是幾十年來，不同左翼源流的學者和運動者，對於梁文談到的課題，都有豐富的探討，值得借鏡。九十年前的「問題與主義」論爭，其實不太成熟。李大釗曾在論戰中說，問題與主義是交相為用、並行不悖的。他更提醒，在群眾運動的時代，主義多半帶些招牌的性質，也就難免有假冒的危險，這似乎才是民進黨路線討論中最需擔心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