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克魯曼訪問亞洲,到台北之前先走訪北京、上海和廣州。他在大陸的幾場演講中引發最熱烈討論的有兩個議題。一是此次金融海嘯究竟主要是源於美國消費過度還是中國儲蓄太多;二是人民幣未來走上國際流通貨幣的時程。克魯曼並表示在他有生之年應該不會看到人民幣成為國際化貨幣。
是誰把錢給了美國?
之所以會有對於究竟是誰造成國際金融體系失衡的爭辯,是因為當大陸學者提出風暴源頭是在於美國人消費過度時,克魯曼回應說雖然美國支出確實超過正常水準,但問題是誰把錢給了美國?這樣的一種回答,其實不僅是對持有近兩兆美元外匯存底的中國大陸加以批判,更也是對所有其他亦擁有相當水準外匯存底的亞洲各國的一個挑戰。
基本上亞洲各國累積的外匯存底有七成左右是以美元方式持有,包括美國政府公債、國庫券,以及各種風險性較低之美元資產。因此亞洲從出口貿易上賺到的錢因為用來購買美國金融資產,又回流到了美國。這是克魯曼所謂「是誰把錢給了美國?」的意義。
但是世界各國的外匯存底之所以主要以美元方式持有,並非是一種偶然,而是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制度與規範所造成的結果。因為美元目前扮演獨家「International Vehicle Currency」的角色,也就是因此任何兩種貨幣交易兌換時,皆須先經過兌換為美元的程序;例如日圓與新台幣之間的兌換表面上看來好似沒有美元的事,但其實市場上的作業程序皆須先換成美元,才能再換成日圓或新台幣。
在這種國際制度下,美元當然因此享有極為特殊的獨家地位。對照此次金融海嘯爆發後美元的強勢走升與一九九七亞洲金融風暴時亞洲各國貨幣的狂貶,就更可看見美元地位的獨特。
國際貨幣體系須改革
自去年九月海嘯發生至今,雖然風暴源於美國,至今最不確定的也仍是美國景氣何時復甦的問題,但弔詭的卻是相對於六種全球主要貨幣的美元指數卻大幅升值了百分之二十,這當然是代表著當市場上愈沒有信心時,國際資金愈只能轉向投入做為國際交易上最主要貨幣的美元。但風暴過後應檢討這個制度的合理性,這也是三月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所提出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
以目前或中短期的未來而言,其實都看不出有任何一個貨幣有可能取代美元;但這並不代表美元的地位是無法動搖的。
周小川所提出以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特別提款權(SDR)取代美元作為超主權國際準備貨幣的建議,事實上就是一個可能的方向。雖然基於政治的考量,美國將極力的反對,但目前 取代美元的構想不但已得到澳洲、俄羅斯、巴西等國家的支持;亦已得到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葛里茲及孟岱爾的認同。更基本的,這種超主權的國際準備貨幣的構想,最早其實是由凱因斯在一九四○年代所提出。
催生全球新準備貨幣
有「歐元之父」稱謂的孟岱爾更建議明年IMF即應將人民幣納入SDR的一籃子貨幣內,以著手創建一種全球準備貨幣。孟岱爾更特別說明即使人民幣尚未成為國際流通貨幣,仍然不妨礙人民幣納入的可能。這與克魯曼的想法是差異極大的,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未來勢必引發幾位諾貝爾獎得主之間的爭論。
(作者為日本大和總研全球首席經濟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