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確是意義非凡的一年，廿世紀所發生的一些中外大事，都在這一年有了總結。如上周所說的五四運動屆滿九十周年即是一例。另一影響整個歐州，尤其是西方知識界的西班牙內戰，今年亦已滿七十年。這場內戰爆發於一九三六年七月，一直到一九三九年四月方告結束，幾長達三年。對壘的雙方是西班牙的共和政府（The Republicans）和發動政變企圖推翻共和政府的右翼國家主義以佛朗哥為首的軍人集團（The Nationalists）。這兩派勢力各有國際的支持者，共和黨人的後台是蘇聯和墨西哥及世界各國的左翼份子；德、意兩國為國家主義者撐腰，實際上西班牙內戰是共產主義和納粹及法西斯之間的代理戰爭。這場內戰打得舉世矚目的原因是有來自五十三個國家、三萬名「國際縱隊」戰鬥員為Republicans助戰。
著名的美國作家海明威、英國詩人奧登和小說家奧威爾（《一九八四》一書的作者）等都參與了這場內戰。海明威的名著《戰地鐘聲》即是以西班牙內戰為背景的寫實之作；而奧登的名詩〈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則是二次大戰的序曲。內戰的結果是共和政府覆亡，佛朗哥的獨裁政權和白色恐怖主宰西班牙命運長逾三十年，一直到他一九七五年逝世為止。佛朗哥指定的繼承人王儲卡洛斯登基後，西班牙的軍人執政方告逐漸終結，西班牙不再是歐州的「難堪」。但佛朗哥當政，延續了和中華民國的關係二十餘年，他和蔣介石是惺惺相惜的，兩人都有generalissimo（大元帥）的稱號。
在上述諸多知名之士外，西班牙內戰期間還有一位後來在中國大陸家喻戶曉的人物，那就是毛澤東在他所寫的〈老三篇〉中極力頌揚的白求恩大夫（Dr. Norman Bethune，1890-1939）。白求恩在中國的知名度，遠超過他那在台灣廣為人知的同胞馬偕醫師 。
白求恩和馬偕除了同為加拿大人和醫生外，是大大不同的人。白的父親雖和馬偕一樣，也是傳教士，白本人則是無神論者，且是共產黨員。他之所以投身西班牙內戰，和他共產主義的信仰是息息相關的。
西班牙內戰的經歷，對白求恩而言，並非是愉快的，因為他在那兒愛上了一位瑞典的女記者，而這位女士被西班牙共和當局認作是間諜，加上他酗酒、脾氣暴躁，極不討人喜歡，所以白求恩只在西班牙待了半年多，就被視為不受歡迎人物而遣送出境了，這恐怕是白求恩始料未及的。
回到加拿大後，白求恩極為落魄，度日艱難，恰好此時加、美兩國的共黨組織有意派人去中國助我抗日，白求恩雀屏中選，於是經由香港進入中國，因為他本身是共產黨員，不願幫國民黨的蔣介石，而選擇去延安。據陪同他去延安並兼充翻譯的加籍傳教士布朗醫生回憶，白求恩為人傲慢、粗鄙，甚至精神不正常，還嗜酒如命，高梁酒是他的最愛。另一加籍傳教士羅明遠醫生（Dr. Robert McClure）也有同樣的經驗，他們三人都是多倫多大學醫學院前後期的同學。
毛澤東說他和白求恩見過一次面，那應是白抵達延安的當晚，兩人在毛的窯洞中秉燭夜談，布朗居間翻譯，布朗告訴毛他非但不是共產黨還反共，不過還是為八路軍工作了約一年。
白求恩後來在晉察冀游擊區聶榮臻麾下為中共效命，白在搶救傷兵性命的貢獻確實很大，如他所創的流動性傷兵野戰醫院，快速輸血等是；而他不眠不休的工作精神更是驚人，曾連續六十九小時內施行了一百一十五次手術。由於長期積勞，加上營養不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間在一次手術中意外割傷手指頭引起血中毒，同月十二日死於敗血症。白求恩病危，中共地下人員曾求助於上海黑社會的頭子杜月笙，杜也慨允幫忙，最後還是延誤了醫治，以致白求恩死於河北唐縣的一小村落中，得年四十九歲。一九四九年後，白求恩的遺體遷葬於石家莊華北軍區烈士陵園，另一葬於此一墓園的是中共黨員印度援華醫生何棣華（Dwarkanath Kotnis, 1910-1942）。出生於天津的英國傳教士李達爾（Eric Liddell, 1902-1945，奧運短跑名將，事蹟曾拍成電影《火戰車》）也葬於此，他在戰時死於日軍集中營內。
白求恩基本上是人道主義的醫生，精於胸腔外科，是肺病專家，真正捲入政治是他生命的最後四年，自一九三五年訪問蘇聯始，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死於中國終，雖僅短短四年光景，卻使他不朽，也使他從沒沒無聞成為中、加兩國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