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 4 月 9 日
信報

「若將來的社會主義是威權式的，若政府除了像現在擁有政治權力之外，還擁有經濟權力，若簡單地說，如果我們有的是發達工業加專制主義的話，那麼人類的境況要比原來的壞。」—— Oscar Wilde，1854-1900，文學家、費邊社會主義者

　　六四事件的新老受益者要從他們的立場撰寫那段歷史，理所當然，所有對一九一七年之後的共產主義運動史稍有認識的人，都不會感到意外。這個主觀意志，在目下中國這個依然是一黨專政國家裏，又是客觀可行的，因為黨不僅控制政治、媒體、出版和交流空間，它還掌控一切專政機器和武裝力量。中國的學術自由不包括人文和社會科學，特別不包括歷史學和政治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是和文化部、新聞出版署一樣，組織上受中共中央宣傳部（即中宣部）直接領導，而中宣部的官方定位，是「中共中央主管意識形態方面工作的綜合職能部門」（見中宣部網站「主要職能」頁）。如此，歷史學和政治學，必須時刻服從黨的意識形態和宣傳路線、方針、政策、調子。要明白中國二十年來處理六四事件的手法，最好從這個認識開始。

　　六四事件發生後，黨馬上本能地開始了撰寫這段歷史的功夫，那是分好幾個雙重疊的階段來做的：

　　（一）掩蓋：在這個階段，黨做得很公平，它既不許任何有損其聲譽的事實和言論曝光、流傳，它也不主動推銷它想推銷的一套說法，而是對所有有關六四的論述，都一律禁止；這個做法，一直維持了二十年。今年，所有和國內進行文化交流的項目，一不准提西藏，二不准談六四，尤以後者為甚。就西藏問題而言，學界可做一些研究，黨並不擔心此事在國內出現輿論失控，畢竟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二是漢族。但六四不一樣，除了黨的直屬媒體偶爾提及之外，「六四」及有關字眼，地在內地傳媒上徹底消失。這個頭一階段目的，是要讓知道的人遺忘，讓不知道的人繼續不知、不覺。成績是有的；六四前後出生的一代大陸人，都不清楚、無從清楚這回事，很多甚至根本不知道，尤其是在幾個大城市以外廣大地區的年輕人。（原諒那幾位香港大學學生。）

　　（二）開脫：這一步主要是在海外採取的。手法、說法有好幾種，其一是「諒解論」。中國地方大，人口多，窮，不能亂，特別是不能再像文革那樣亂。中國沒有處理群眾騷亂的經驗，沒有橡皮子彈，沒有催淚彈，沒有水龍頭。這些都要諒解。其二是「國際標準論」。基辛格也說過，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容忍首都廣場被示威者長期佔領。西方民主國家也有軍警屠殺學生，如美國的肯特州州立大學事件。其三是「代數和論」。鎮壓換來二十年經濟增長奇蹟，就算殺了人，正負值相加，無疑還是正數，值得。

　　（三）種疑：目標人士或怯於權力、或出於忠心、或迷於利益，對六四印象模糊、感覺鈍化之後，各種懷疑論便出台了。沒有資料啊，尤其在海外，如何判斷真相呢？會不會是美國中情局幕後策劃的呢？學生是否過激呢？六四運動的領導為什麼都逃到西方去呢？他們不是「走佬」的懦夫嗎？為什麼坦克壓過之後的死者還有人形？死者是否解放軍的多？大家要注意的是，這些懷疑論，都是有利於黨的懷疑；所有提出此等懷疑論的人，不會想到一點：如果黨不一直封鎖真相或真相的調查，根本不必那麼多的懷疑。

　　（四）修正：遺忘得差不多了，懷疑得差不多了，便開始推出對六四的修正主義。這也可以分兩步走，先是「反思」。猜想無資料，空談無結果，示威耗精力，不如反思六四。反思六四的什麼呢？什麼都可以，只要向前看，不要糾纏過去。這種反思，曾鈺成月前有關講話是典型，作用是掃除思想障礙，把路鋪平。跟著，提出黨版六四事件真相。國家強大了，人民歸順了，外人都來朝貢了，走出這積極的一步也安全了，黨版真相內容一定很豐富，甚至還可大方講出真正死亡人數，反正被殺者愈多，往後愈有威懾力。走完這一步，撰寫六四歷史才算大功告成。

　　掩蓋和開脫是被動的、防守的，種疑和修正是主動的、出擊的。掩蓋和開脫，二十年來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程序大體上進入種疑和修正階段。分水嶺大概在○四年和今年之間。大家看看兩次官方對外談及六四的分別便可領會。

　　○四年三月兩會期間，溫總答記者問有關六四事，《新華網》發的標題是「溫家寶答６．４風波：團結穩定比什麼都重要」，內容雖無新意，避重就輕只談前後、不談中間，但態度還算比較穩重、低調、有耐性。今年兩會期間，同一個問題，由有「中國第一新聞官」之稱的趙啟正作答，這次官方新聞稿的標題是「趙啟正直面六四風波提問」，文章記述當時情況：「當美國之音記者不懷好意地問及六四風波的定性問題時，趙啟正在幽默機智的談笑風生中化解」。○註這是十分自信、進取的態度，否則不能在此等事情上嬉皮笑臉，說話瀟灑、幽默。

　　註：兩篇講話分別見○四年三月十五日《新華網》和○九年三月二日《新浪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