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殤元年:四川民間救災機構訪談雜感

2009/07/24

1999年台灣的九二一大地震,美國地質調查局列為7.6級,造成2415人死亡、30人失蹤、11306人受傷、近11萬戶房屋全倒或半倒,十年之後,台灣民眾仍然對這次災害餘悸猶存1。然而,與2008年中國四川省的五一二汶川大地震相比,九二一所造成的傷害還算輕微。美國地質調查局列為7.9級的五一二大地震,受災區域約有四個台灣島的面積。根據四川省政府一年後的報告,單在四川一省就有68712人遇難,17921人失蹤,緊急安置的災民超過了一千五百萬人,造成至少21.6萬棟房屋倒塌,其中包括16280戶工商企業廠房與6898間校舍,低估的官方數據還不包括陝西與甘肅兩省的災情2

筆者在616日到22日之間訪問了四川成都、都江堰與江油的一些個人與組織,這是一篇觀察災後重建的追蹤報導與不成熟的雜感。感謝四川友人與受訪者所提供的協助,為免引起麻煩我就不一一致謝。

在災難中重建的公民社會

「地震之後當晚就很多朋友從全國各地打電話來,問他們能做些什麼,我們那時候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們也是災民呀!」根與芽環境文化交流中心成都辦公室主任羅丹小姐回憶道。根與芽中心屬於珍古德基金會在中國的贊助社團3,主要從事環境教育,然而,由於災後全中國乃至世界各地的賑災物資源源不絕的湧到,這些原來就在四川長期從事環保或扶貧工作的社團,迅速成立了一個「NGO四川地區救災聯合辦公室」,組織志願者從事物資發放,許多機構都有類似的全新體驗。

汶川大地震的災後重建對四川省乃至於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起了正面作用。地震後成立的「社會組織救災資訊服務中心」紀錄了近百個參與救災的民間機構與負責的項目 4,這些社團不僅來自四川省境內,更集合了陝西與甘肅兩省受災地區、以及北京、上海、廣州等全國各地的著名NGO與活躍的工作者,促進了中國公民社會的公共政策參與。這或許是歷史上的第一次,中國各地的NGO可以在官方默許之下公開進行全國串連與合作的行動。


圖說:根與芽環境文化交流中心成都辦公室(左)與「四川5.12民間救助服務中心」的高圭滋老師與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的郭虹所長(右)

私人捐助慈善活動的發展

「四川5.12民間救助服務中心」的高圭滋老師與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的郭虹所長在接受訪談過程中,對地震之後的公民社會群體做了精闢的分析。他們認為,地震後參與救災工作的社團—不包括政府控制的GONGO,可以大致分為五類,第一類是各種宗教或慈善團體,他們參與救災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第二類公民社會群體是企業界的各種私募救災基金。「在一場災後捐款的新聞發布會上,萬科集團的王石說,我們現在代表的不是企業界,是公民社會!」王石當時發言中所說的「公民社會」是指由房地產業界組織成的「中國城市房地產開發商策略聯盟」5,雖然這些商業行會有假捐錢之類的不良紀錄,但是此次賑災仍然募集了驚人的資金。郭虹認為,這些參與或捐助行為背後有一定程度的商業利益考量,不過仍代表過去服務於某些特定利益群體的企業、商會或同業行會,開始在公眾壓力下,投身於公共事務與社會責任的領域。

從農村扶貧到同志救災

第三類則是過去就從事各種公益活動的「真正的NGO」。這些NGO許多都來自過去在四川長期從事扶貧、農村發展、婦女甚至同志權益社團、或者環境保育工作的機構,只不過災後成為資源調動的平臺,組織志願者從事各種服務,其中又以同志權益組織「愛白網」6對災區服務工作的投入最令人印象深刻。當然,這一類NGO也包括資源豐富的國際組織,例如樂施會、宣明會等等。由於規模上的差異,在救災初期之後,中小型的機構多從事陪伴與心理治療工作;只有少數資金充裕的大型機構在地方政府同意下參與城鎮或房屋的重建。

在郭虹與高圭滋的分類中,第四類是由各種學校與科研機構志願組成的服務團隊,也相當活躍;第五類他們稱之為「公民志願組合」,例如三五好友自發組織起來到災區協助災民,或是在網路上發布各種資訊等。「例如不少在災區農村插隊過的知青,自己組織起來回到那些村子去消費農家樂,實際幫助自己在當地的朋友,這也算是成都人那種互助文化的表現。」郭虹舉例說。

志願者與網路力量的興起

在最後一類志願者當中,四川作家冉雲飛算是相當著名的「個體NGO」,以個人之力在網路上分享各種災區資訊,獲得許多網友長期支持,其中不乏令政府難堪的消息或評論,因此他的博客「匪話連篇」7多次被官方屏蔽,甚至在六四前後被國安人員跟監。與郭虹類似,冉雲飛認為汶川大地震對中國公民社會的重大影響有兩點:第一是普及了志願者文化,讓中國人民認識獨立於政府力量之外的公民社會互助與愛的信念。第二是鍛鍊了公民社會自身的組織能力。

有報刊評論說,四川救災使得2008年成了中國NGO或志願者發展的元年8。雖然有點言過其實,郭虹解釋說:「在大地震之前,你跟農民或一般中國人民說起志願者,他們根本就沒有概念,不知道那是什麼,現在你說志願者他們就明白了,而且人們也以成為志願者為榮。」「雖然有很多錯誤的示範,好像做志願者救災是在給群眾施恩,就像共產黨政府自我宣傳的那樣,」冉雲飛說,「但是至少這是個開始,人們懂得去愛、去分享…其實當志願者是一種自我救贖。」

圖說:中文筆會著名四川作家冉雲飛(左),右圖為香港社區夥伴的辦公室與工作人員。

救災工作中我們看到了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動力。然而,崛起的公民社會必須面對黨國的排斥,後者隨時都對人民的自主力量保持清醒的警戒。

地震之後的黨國策略

大地震一年後,胡錦濤在映秀鎮漩口中學舉行的悼念儀式中發表演說,「面對空前慘烈的災難,在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堅強領導下,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眾志成城、迎難而上,奪取了抗震救災鬥爭重大勝利,表現出泰山壓頂不彎腰的大無畏氣概,譜寫了感天動地的英雄凱歌。」9一切功勞歸於黨政軍中央領導,災後英雄表揚著重於各級政府單位 10,如郭虹等人指出的,官方講話對全國民間機構的付出輕描淡寫,報導凸顯志願者的個人英雄主義,對背後支持的NGO略而不提。

地方幹部與公民社會之間的關係又如何呢?在五一二震災初期,地方政府本身組織瓦解,軍隊後勤也未必能有效運作,來自全國各地的志願者與國內外媒體得以長驅直入,在救災的過程中起了監督與協助的作用,使得賑災物資分配透明化。幾個月之後,地方幹部反而開始勸離許多志願者,管制媒體報導,不讓他們留下來「添亂」,甚至傳聞有幹部下令排除志願者支教與外來資金參與學校重建。

地方幹部雖然未必透過重建中飽私囊 (高圭滋認為貪腐的甚至比以前明顯減少),但是在災後重建的政府資金逐漸到位之後,面臨上級限時重建的政績壓力,也未必樂見民間機構甚至企業私募基金參與規劃。在筆者訪問的機構裡,只有資金充裕的宣明會能夠影響地方幹部的重建決策11,似乎顯示了幹部在災後重建過程裡對民間機構的基本策略:以我黨為主,有資金則視情況利用之,無資金則忽視或排除之。

政治改革長路漫漫

相對於唐山大地震或其他災難,五一二之後中國政府的救災能力已經增強了許多,災民所受到的「恩惠」超過預期,多數表示滿意政府的行動。然而,我們仍可發現國家與社會關係,或者說政治體制仍然是影響賑災資源分配的根本因素。

在五一二災後初期,公民社會扮演了積極參與緊急救助的角色,但在下一階段的重建過程中,官方媒體以愛國主義的意識型態大力宣揚黨政軍的救災功績,國家幹部則壟斷了所有重建資源,捐款與財政撥款的流向非常不透明,系統性地排除災民、志願者與民間機構的參與或監督,對災後貪腐與豆腐渣工程的追究也不了了之。未來的三五年之內,上述的體制恐怕不會有太大的改變。12

這場悲慘的災難之後真正值得期待的,是在重建中覺醒的中國公民社會。香港與台灣的民間團體若能重新反思災後經驗,加強與四川民間機構的經驗交流,或許能夠對改善災民生活與災區公民社會的發展做出些許貢獻。

本文為作者田野紀錄的節錄,全文刊登於『中國研究通訊』第12期,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出版發行,2009831

1黃秀政等,2005,《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實錄》,臺北:五南出版社。

2官方宣布的地震死亡總人數為69227人,失蹤人數為17923人,傷者有37萬人,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為8451億元人民幣。見四川年鑒社,2008,《四川年鑒》,成都:四川年鑒社,第一頁。

3 根與芽環境文化交流中心成都辦公室的網站:http://www.cdgyy.org

4社會組織救災資訊服務中心網站:http://www.512dz.org/zhyzxxfwzx/html/main/new/

5 關於王石在地震期間引起的爭議,可以參考中國媒體的相關報導,例如第一財經日報:http://www.housoo.com/MOBAN/html/2009-05/1111340427.html

6 愛白網的相關活動請見網頁:http://www.aibai.cn/

7「匪話連篇」的網址: https://ranyunfei.com/

8東方仁,2008,《四川大地震》,香港:中華書局。

9胡錦濤紀念汶川地震一週年活動的講話內容,請參見新華網 (2009/05/12)的新聞稿: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5/12/content_11360145_1.htm

10例如新華網的「全國抗震救災英雄集體名單」: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n/news/2008/10-08/1405387.shtml

11 香港世界宣明會網站四川地震專頁:http://www.worldvision.org.hk/Appeal/Sichuan/emer_frame.html

12 關於中國整體財政制度的發展與問題,請參考林宗弘,2009,〈威權主義與國家財政能力—以中國大陸財政改革為案例的分析〉,《政治學報》第四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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