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現中國性工作者真實生活的紀錄片《麥收》被指責暴露隱私、侵犯人權、消費弱者，遭到NGO抗議，引發有關紀錄片拍攝倫理的思考。
麥收之後，苗苗塗著紅指甲光踩在泥土裏撒種子，背後是一望無際的田野。許多看過《麥收》的人都記得這個民謠般的畫面，他們說，這時候的苗苗是他們心中的「最佳女主角」。而從河北農村回到北京市郊，苗苗的生活空間變成了簡陋的髮廊、砲房（性工作地點）、路邊攤、KTV。她化濃妝，穿大紅色露背衣，和姐妹抱怨討厭的客人。她的工作是暗娼。
記錄性工作者生活的《麥收》，真實程度前所未見。苗苗的家人、朋友、老板、客人、男朋友一一出現，字幕裏還配上真實地名、接近真名的人物化名。觀慨嘆邊緣人群的生活狀態，紀錄片同行也為導演的能耐稱奇。
有人喜歡，說《麥收》「視角謙卑」 、「大膽而溫暖」；也有人不安：如此全盤曝光，會不會傷害片中人？
五月，導演徐童《麥收》參加「采風電影」主辦的香港「華語紀錄片節二零零九」，在香港藝術中心兩次公映都遭遇NGO團體的聯署抵制和到場抗議。
五月十五日第一次公映，八名代表午夜藍、學聯社運資源中心（自治八樓）、青鳥等團體的人士帶著抗議橫幅站在銀幕前，以保護隱私為由，勸主辦單位撤片，影片推遲了一個半小時才放映。五月二十一日第二次公映，亦有相關團體人士在放映前向觀宣讀隱私保護聲明，當畫面出現男性工作者、婦科診所的其他病患時，便試圖打光蓋住面孔。兩場放映後觀自發在場外爭論，從隱私保護到紀錄片的倫理，火藥味甚濃。事實上，三月《麥收》參加昆明「雲之南」影展時，也遭遇過類似非議。但更多的觀簽名支持，《麥收》最終贏得了根據支持人數統計出的觀獎。
面對非議，徐童的態度顯得惜字如金。在昆明，觀問徐童為什麼拍這個題材。徐童只說了三個字：「我喜歡。」觀追問，喜歡什麼呢？徐童認真回答：「我喜歡她們的一切。」現場嘩然。
在香港，徐童表示影片已經改用假名和隱去詳細地址，並解釋：「我已做了一切來保護他們的身份。」但他也承認，儘管所有拍攝都在被拍者知情下進行，但不是所有被拍者都知道這將是在各地公映的紀錄片。他解釋﹕「牽涉的人太多，根本不可能徵求每個人的同意。」
這個解釋沒有令抗議者滿意。關注性工作者權益的組織「午夜藍」堅持認為《麥收》「侵犯個人私隱、藐視基本人權、不尊重受拍攝人士」。
紀錄片工作者、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艾曉明認為，拍攝個人和政府必須分開對待，「政府行為涉及公民的知情權，拍攝可以不經過同意，但針對個人，必須要在保障被拍者權利的前提下進行」。同是紀錄片導演的趙珣則認為，被拍者「同意的底線在拍攝階段還是在影片完成之後」需要法理的討論，「而非出於紀錄片本體的討論能解決」。
有人對《麥收》公映並收費的放映方式表示異議。香港獨立影像團體「錄影力量」指出：買票即可入場，被拍攝者不在現場，這種放映方式像是消費弱勢群體。他們認為，紀錄片的放映方式直接影響社會後果，並不認同「華語紀錄片節」的做法。《文化現場》出版人區惠蓮亦聲明，對於采風電影沒有作出適當的把關及道德判斷感到失望。
作為影展策劃的張虹堅持她十多年拍攝紀錄片的想法：「最重要的是看一個導演的態度，看有沒有醜化、笑話、利用他們。看是不是尊重對方。《麥收》的導演和片子裏的人地位平等，是朋友的關係。」
這場爭執提出的是關於紀錄片本質的拷問：該怎樣呈現真實？如何在保護被拍者與社會呈現之間取得平衡？曾參加第一屆華語紀錄片節的青年導演張珂的反思或許切中命題：「我們總是調著我們要拍什麼，我們拍了後能怎麼樣，卻沒有認真地用不盯著取景器的左眼好好看看我們鏡頭前那個有名有姓、也許平生唯一一次面對攝像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