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9日，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正式成立，這個團體後來常被簡稱為紀錄片工會。近幾年來，隨著若干紀錄片的風行，紀錄片開始為人所知，但紀錄片從業人員的勞動型態是什麼？為什麼這些從業人員想要成立工會呢？這恐怕是比紀錄片本身更為讓一般人感到陌生的領域。
紀錄片從業人員通常是沒有一定雇主的。國內只有少數機構有固定製作或典藏紀錄片的經費，再加上若干機關可能在年度計畫中有包含製作紀錄片的業務，但這些機構並不會雇用專職人員從事紀錄片的拍攝工作、而通常是把這些業務委外辦理。
打個比喻來說，它像是層層轉包的一個外包工程，最原始可能是教育部的某項宣傳推廣計畫、其中包括一部紀錄片的製作費用，教育部把整個計畫委外給某家整合行銷公司，但這家公司自己無法拍攝紀錄片，便會把紀錄片部分再轉包給某位導演。這位導演接案之後，便得招募相關的從業人員來共同完成作品。
如前所述，因為紀錄片從業人員並非專職地被雇用，往往連勞健保都沒有。且因為有製作或獎補助紀錄片的機會並不多，大多數紀錄片從業人員無法完全以拍攝紀錄片維生，常常要靠教書或接拍其他類型的影片等來補貼收入。
成立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的緣由
提到當初為何想要成立紀錄片從業人員的工會，接受訪問的工會常務理事蔡崇隆從自己以往的產業工會經驗談起，他在自立早報當勞工線記者的時候，經歷了報社從台南幫轉換至三重幫老闆的過程、記者的自主性遭到忽視，其間他擔任工會的談判代表，開始了他的工會歷程，隨後轉換工作至民視及公視，一直都有擔任工會幹部的職務，直到辭去公視的工作成為紀錄片的獨立製片者。
但如前所述，紀錄片「影像勞工」（蔡對從業人員的稱呼）的勞動環境並不佳，同時有一些同事也在關心勞動權益的問題，例如楊力州（工會成立後的另一位常務）有一群工作伙伴苦無管道加入勞保，所以一群人便聚集起來，決心成立工會。其間他們還拜會過當時的勞委會副主委，向其反映在「產業工會職業工會分業標準表」中加入紀錄片從業人員這個職業工會的類別，才使得工會得以順利成立。
工會的目標與任務
蔡崇隆表示，就他自己的想法而言，工會有三項工作目標：一是最基本的，提供影像勞動者加入勞健保的管道；二是保障勞動者的勞動權，例如工資待遇及著作權益等；三是關於影像工作者間的交流。
既然是以職業工會的方式登記，工會成立之後，會員便自然可透過工會加入勞健保。而在勞動權益方面，因為紀錄片工作多為接案委辦，影片完成之後亦有播放權益的問題，因此契約如何訂立便事關重要，目前工會收集了紀錄片工作者常會用到的相關定型化契約，選擇較能夠保障工作者權益的若干版本，在工會網頁上推薦給會員作為簽訂契約時的參考。
如前所述，台灣提供生產或獎補助紀錄片的機會並不多，大多來自公部門（如公視、新聞局、文建會等等），如果談到勞動權益，就會跟這些公部門機構是否願意提供較優渥的勞動條件有絕對關係，以往工會曾經拜會過這些相關機構（工會至今接觸過的是公視、國美館、國藝會），討論溝通關於提升紀錄片工作者勞動環境的作法，近期工會也在規劃，舉辦以勞動環境為主題的一些論壇或座談，邀請相關單位一起來討論這些議題。
團體運作的問題
紀錄片工會的會員人數，從一開始的五六十人，增加到目前已經超過二百名，進展不可說不小，但因為紀錄片工作者常工作不穩定，或忙於其他維持生計的活動，因此，蔡崇隆表示，工會雖曾嘗試舉辦一些活動，來促進會員的勞動意識及工作交流，但現階段會員的參與狀況還有再提升的空間。
蔡崇隆根據自身的工會經驗，比較了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的不同：產業工會的勞工組織建立在同一廠場、同一雇主的基礎上，雖然有時容易陷入某些特定的利益衝突，但因工作場所相同，聚集勞工相對容易；而像紀錄片工作者這種職業工會，因為沒有一定雇主、會員分散，有時難以匯集會員的力量來對應一項共同目標。
台灣戰後的自主工會歷史，非常缺乏跨越廠場的組織經驗，更不要說是無一定雇主勞動者的組織經驗。紀錄片工會的成立給我們一個啟發的窗口，由此，我們應該開始想像如何從事無一定雇主勞動者的組織工作，以克服其客觀上不易集結匯集力量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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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杰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執行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