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導演徐童所拍的內地性工作者紀錄片《麥收》，引發的紀錄片拍攝道德爭議從中國「雲之南紀錄影像展」延燒到香港「2009華語紀錄片節」及「2009台北電影節」官方網頁上。

整個事件不僅牽涉到攝影者與被攝者權利關係的討論，更關切現代城市當中，作為現代性及全球化指標之一的影展，其中的奇觀演秀以及剝削性質－將全世界各地的奇特景象蒐羅到一個城市中，提供居民買票進入觀賞，再早個一世紀，約莫就是歐洲馬戲團的存在模式。然而在此問題更為複雜難解，主要在於電影文本及片中人的現實生活，或者與拍片程序、放映處置與社會正義，似乎是可被分開對待，並且在不同人眼中各自有著價值位階順序。大陸導演趙珣的〈紀錄片的道德界線〉與台灣傳播學者郭力昕應游惠真之邀而寫的〈中產階級的瑣碎道德潔癖，請退後！〉（本篇文章原置於北影網站，現已遭移除），都是立於電影文本價值而生，基本上都選擇讚許《麥收》的誠懇與真實。這是經常可見的「電影本身無罪」之聲；然而，在另一方的關切則在於，觀看者究竟何來權利？以北影為例，經徐童要求後，以「不公開宣傳」、「限制現場購票」、觀眾入場前須填寫「觀影切結書」處理，但仍舊被部分社運團體詬病，認為在導演與被攝性工作者至今尚未取得共識之時，即便是電影從業人員或文化工作者，亦無權踏入被攝者的私領域，如同蘇珊˙桑塔格之言：「觀朓影像已屬猥褻行為」，在此，文本之價絕對遠低於被攝者風險承擔的考量。

這些價值位階難道真無解決之道？以日日春拍攝性工作者紀錄片的過程而言，在作為傳達、推動性工作議題的同時，日日春與每位入鏡者取得拍攝尺度、詮釋角度的共識，並溝通可接受的放映場合，以尊重及保護性工作者的立場為準，慎重處理這些在社會上污名且非法的弱勢族群。這本應為紀實攝影工作者拿起攝影機時便應同步處理的程序，且為作為人道關切的影展在策展時應有的考量。倘若應為而不為，無論影片再貼近藝術或再誠摯，仍舊無法略過這些道德上的非議，畢竟，文本絕對不是獨立於社會脈絡的存在，它取之於社會，並逆反饋於社會。（郭力昕在破報致電訪問後，表示北影網站一文乃匆促而生，日後將對香港反對人士的評論略做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