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綠色及原住民團體去年4月11日在高雄市舉行記者會，反對曾文水庫越域引水工程，會中高雄縣山地鄉原住民現身控訴該工程破壞家鄉山河生態及地質的嚴重性。（圖文／中央社）
我的朋友康世昊在6月9日本版「領薪專職成為環運人士主體」一文，提出幾個重要的問題：到底環境運動要如何發展才能突破目前成員社會屬性過度集中的問題？誰又是環保運動中的參與者？是否存在一個具有普世標準環保語言，可以借此展開社會對話、宣傳與動員？抑或環保運動本身亦隨著不同社會階級、部門利益而有不同的關懷（忽視），這表示：1.環保運動並未具備普遍利益，甚至不是普世價值，環保運動的「利益」隨不同脈絡與參與者的社會位置、主體意識而有完全不同的界定；2.承上推論當前由學者、NGO專職運動／工作者形成的倡議者網絡，只是環保運動中的一種形式，「雖然環境主義者都強調草根，但根本上卻把草根當作外部的聯結，而忽略了從內部延伸出去的草根經營。」（引自康文）相對缺乏與其他社會團體進行連結的環保運動，不幸地成為了當前環保團體的現況。
但這不獨獨是環保團體的問題，其他的社會（倡議）團體，也都程度不等的「遭遇」了這個問題，但不同的是，大部分團體選擇「獨善其身」，沉浸（沒）在自己關注的專業領域，面對相聯繫的議題，往往出現兩種態度：1.競爭議題的發言權或是試圖獨佔、瓜分利益的分配權；2.輕易的認定那是「別人」的議題，缺乏參與的動力。簡單的說，就是缺乏合作的動機與意願。
前者在許多狀況都出現過，回想當年921大地震中，各家標榜自己具有社運性質的民間團體，為爭奪政府資源惡言相向，至今仍令人記憶猶新；而前些年企業合併下的兩家工會，為爭奪「存續公司」與各自的資方聯合相互抵制對抗，鬥得死去活來。後者也普遍的出現在工會中，A工會面臨到資方的壓力被迫作戰，同一產業的 B工會頂多恭祝「一切順利」、慰勉「自己要堅強」以外，往往袖手作壁上觀；再以筆者曾經短暫工作過的基金會為例，秘書長往往對團體傳來的議題聯盟訊息置若罔聞，自己也不尋求其他團體進行議題聯合，每月搏媒體版面幾乎成為唯一的工作目標。
然而，本位心態並不足以解釋一切，必須正視的是，許多團體本身有其「結盟」的邏輯與對象，具有一套非社運政治正確邏輯的團結合作觀。比方說台灣歷史中某些環保團體就與某政黨關係非比尋常；工會之間的合作少見，但擔任黨職的工會幹部不少，與資方聯手者亦所在多有。這裡面還存在另一個問題，那就是「你的奶娘卻是我的殺父仇人」這類現象。就筆者在立院衛環委員會僅有的經驗，由女性團體與殘障團體推薦的兩位立委，在殘障團體與婦女團體都擁有相當正面的知名度，但他／她們在審理勞保條例等相關修法時，對勞工社保的砍殺可說是毫不手軟。
的確，這是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我們也每每因此「自豪」不已。但這與政治多元主義分析下的缺陷如出一轍，就是「權力」本身的忽視。真實情況是向權力者靠攏，對大部分資源需求孔急的社會團體而言成為必然的邏輯，在資源動員的邏輯下，社會／運團體自己也成為有資源分配（政治與經濟，國家與資本家）權力者動員的對象。所以說，在哪個社會位置肯定都不會存在某種機械式的、符合政治正確想像的反應──我是勞工／農民就該有勞工／農民觀點的環保觀──如果存在，我們就很難去認識為何中油高雄煉油廠員工每每站在與週邊居民就環保問題對抗的第一線，也很難去解釋說為何某重工業工會處心積慮的要阻擋溫室氣體減量法過關，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在去年提出台灣年收入3百萬以下的家庭都屬窮人、應取消高科技業者租稅優惠的發言就更匪夷所思了。
所以，當前的問題，與其說是「外部聯結」的問題，不如說是在某些領域根本缺乏可以連結的外部團體，因為對現實存在不同的理解與認識，利益也天差地別，見面的時候往往就是短兵相接的關鍵時刻。
一般常會認為，要改變現狀，我們需要好的政策，但政策終究是政治決定的，就像魯台營教授這一次在88水災中大力抨擊的曾文水庫越域引水計畫，本身就是在蘇貞昌行政院長任內與高雄縣長楊秋興談話中的政治決定。政治決定了利益的分配，決定了國土開發的優先次序，也決定了小林村居民的生與死。「從內部延伸出去的草根經營必須直接面向政治，環保運動不是佛心來著，而是具體的進步政治實踐」，這是我對世昊的一點小小補充，野人獻曝，但不吐不快。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