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丘德真
《尋找艾瑞克》（Looking for Eric）片名中的「艾瑞克」，分別指兩個人：一、故事虛構的男主角艾瑞克（史提夫‧伊維慈Steve Evets飾）；二、有足球哲學家之稱的艾瑞克‧坎托納（Eric Cantona）。
男主角為一名郵差，年輕時曾經少不更事，拋棄本來與自己相愛的女子以及初生女兒；後來的人生，更是連串地一錯再錯。現在年屆中年的他，家中剩下兩個毫不長進的養子；曾經自殺未遂，獲救後各項人生難題還是繼續干擾著他的生活。郵局裡一票狐群狗黨同事一直支持著他，但奈何他們全是一群老粗，根本不知道如何撫平艾瑞克的創傷。及至艾瑞克妄想症發作，開始不斷看到自己的偶像艾瑞克‧坎托納出現在身邊，並且三不五時向自己開示各種人生道理。就是這樣，男主角在這個幻影的循循善誘之下，儘管經歷各種不幸，甚至被黑道和警方夾殺，最後還是勇於接納自己，並且逢凶化吉。
曼聯與工人階級
肯‧洛區（Ken Loach）在接受《破》報此次的電話專訪時，一開始就大方地說：「我支持貝斯城（Bath City），雖然他並不出名，但它是我目前居住城市的球隊。」
「我本身是足球迷，我有自己支持的球隊，每週都會盡量找時間看球賽；艾瑞克‧坎托納是偉大的足球員，對於他的足球生涯，我當然一直有在看，看他踢球很過癮。」作為英國社會主義反抗組識（Socialist Resistance）支持者，肯‧洛區卻豪不避諱地表示，他是足球愛好者，而且和全世界廣大足球愛好者一樣，在1990年代長期注視坎托納在曼聯（Manchester United）的表現。
由於跨國財團在近數十年來大舉介入英國足球，導致一眾進步青年對之愛恨交加──大家對於觀賞足球的興趣從未減退，但球隊商業化的問題，卻又日益嚴重。例如，筆者曾在2002年世足賽期間，訪問英格蘭Reclaim the Streets會議和英格蘭綠黨大麻合法化行動健將Shane Collins時，他們就提到這種兩難。尤其是曼聯（Manchester United）和切爾西（Chelsea）等財雄勢大的隊伍，更是左翼學者口誅筆伐的對象。西蘇格蘭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Scotland）社會學講師卡爾登‧比爾克（Carlton Brick）指出：曼聯已被認為是剝削消費者的惡勢力，故此被英國社會戲稱之為「買聯」（Merchandise United）*。
但肯‧洛區提醒大家：「球隊的擁有者和支持者是兩回事，曼聯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它一直受到勞工的支持。現在沒錯曼聯已經成為一個大企業，由跨國財團持有，和可口可樂和麥當勞一樣。但足球在本質上並無任何不妥，而球迷也主要是來自工人階級。」
肯‧洛區的想法，在《尋找艾瑞克》片中，藉一個球迷口中傳達出來，那位球迷說：「曼聯成立時也是庶民球會、原名紐頓希斯，由鐵路工人組成……」英國貝德福特大學（University of Bedfordshire）國際媒體分析中心主任蓋瑞‧溫耐爾（Garry Whannel）教授提到：在英國足球聯賽的傳統裡，經營球隊是有錢人的消遺，本來沒有甚麼利潤可言的，同時不能忽略英國社會基層民眾有一種複雜心態──工人階級雖然不能介入球隊的管理，但是社會普遍認為，球隊是屬於球迷的**。
「有兩件事必須要區分清楚：一、是足球和球迷，二、球隊的擁有者和商業化。欣賞足球比賽、球迷之間互相激勵，這些都是好事。當然，該如何看待球隊的擁有者，就是另一回事。」肯‧洛區強調，不論是球迷的凝聚力還是球場上隊員的攻防組織，足球始終指向一個政治議題，那就是：團結。要說明這一點，必須回到該片其中一個重要話題──曼聯1990年代天之驕子坎托納身上。
坎托納與社群意識
對於坎托納，要說他英國足壇最具魅力的球員，並不為過。對於年輕足球愛好者來說，大概都會記得2000年後曼聯的萬人迷──大衛‧貝克漢（David Beckham）；但筆者曾經向專業足球評述員施建章請教過：如果坎托納不是在1997年無預警地突然宣佈退休，曼聯就不會提早力捧貝克漢，而貝克漢甚至可能沒有辦法趕得及進入1998世足賽，對嗎？施建章當時表示同意。
坎托納的傳奇色彩，除了來自本身的足球才華和三不五時向記者發表的各種至理名言之外，還有更廣受討論的是：1995年，曼聯對水晶宮（Crystal Palace）的比賽中，由於一名水晶宮球迷以種族主義言論對他辱罵，激起他衝向觀眾席以一記旋風飛踢攻擊對方。坎托納因此被罰停賽一年；事後他在記者會──即著名的 「後-功夫飛踼記者會」（ Post-Kung Fu Kick Press Conference）──當著大批記者發表一段詩句：「海鷗之所以跟著漁船，是因為牠們覺得漁工會把沙丁魚丟到海裡。」不少人認為，他的這句話是要批評媒體記者到處扒糞挖人痛處的性格；「海鷗」指記者，而「沙丁魚」就是他──這可是一語中的，與其說主流媒體要讓他說話，不如說記者都在等待啄食他而已。
「坎托納說過，在他的足球生涯中，最美妙的時光不是任何一次自己進球得分，而是一次傳球、一次妙傳讓隊友得分，傳球是一種分享。艾瑞克‧坎托納視傳球為他足球生涯中最美妙的時刻，意味著一點：集體團結價值勝過個人成就。電影裡面也有提到，但其實在Paul寫劇本前，他就跟Paul這樣說過，然後Paul將這段話放進劇本裡。」肯‧洛區高度讚賞這份足球智慧。在電影中，編劇和導演更強化這項訊息，並將之提升至一個社會學命題。男主角艾瑞克問：在傳球時，難道不擔心隊友沒有接應好嗎？
坎托納堅定地回答他：「你一定得信任你的朋友！」
突破現代人際疏離的重要性，正是肯‧洛區想透過《尋找艾瑞克》強調的重要訊息之一；除了透過男主角與坎托納的對話傳達之外，配角肉丸（Meatballs；約翰‧漢夏爾〔John Henshaw〕飾）亦是烘托這項主題的重要媒介。肉丸是郵局內的資深工作人員，由於非常關心艾瑞克的精神狀況，因此常常去找一些所謂的「自我成長」書藉，然後經過自己一知半解式的消化之後，強迫所有同事一起跟著他按照書中的指示激勵艾瑞克。但「自我成長」了半天還是沒有甚麼效果；艾瑞克最後之所以走出陰霾，還是在相當程度上歸功於朋友自發性地集體車拼相挺。肯‧洛區說「這是為了要搞笑，肉丸這個角色就有點像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裡面的波頓（Bottom）──他想當大哥，但朋友都不買帳，他重情義，但有時卻太滑稽了。安排這個角色，用意是指出：社會上有很多人其實被孤立，人與人之間缺乏少了友情的連繫和信任，而影片的重點強調要打破孤立。這甚至是一個政治話題──團結就是力量，單打獨鬥就是吃虧。」
郵差對照資訊科技霸權
飾演肉丸一角的約翰‧漢夏爾，其實早在英國2007年10月的一輯搞笑廣告中出現，而且在廣告中同樣扮演郵局主管；肯‧洛區承認，故事設定以傳統實體郵政人員為背景，是他有意著重強調的另一個主旨；其中特別彰顯肉丸在片中向黑社會惡勢力嗆聲的一句對白「不論你躲到那裡去，我都有辦法把你揪出來──因為我是郵差！」
在科技發達的今天，人們一般相信只有電腦駭客才有條件撂下這種狠話，但《尋找艾瑞克》卻以一種幽默創意的形式，提醒大家：人性價值不應在網路時代被埋沒。肯‧洛區說：「現在大家都依賴科技，但忘了其實我們必須要保留一些老舊辦法；我們仍然需要郵差，需要實體郵政服務，需要人，不只是網路。網路其實讓人更為孤立，而郵政服務卻不一樣，你寫信，之後放進郵筒，有人會來收，送到某處，然後由某人收集整理，再送去該去的地方──這是人力服務，我們喜歡看到人，而不是機器。」
從設定郵差為故事主角，進而彰顯人際情誼重要性的作品，在電影史上並不算新鮮（遠的不說，近十五年來的相關精彩作品包括有麥可‧雷福的《郵差》〔Il Postino〕、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薩布的《盜信情緣》、魏德聖的《海角七號》……等等，未能盡錄）但像《尋找艾瑞克》這樣旗幟鮮明地以郵差對照資訊科技霸權的做法，算是一項驚喜。
對一個創作者來說，製造驚奇可能是一個日常任務。坎托納的另一句名言是：「即使是足球員，我也一直保持創意思維。」在《尋找艾瑞克》裡，坎托納一再重覆保持創意思維的具體訣竅：要製造驚奇、要讓別人感到驚奇，首先要讓自己感到驚奇，要敢犯錯。他在球場上的確製造過無數驚奇，甚至替肯‧洛區的創作生涯製造驚奇。肯‧洛區坦承：「當初看他打球時，萬萬想不到他後來會找我合作拍電影！」
提到製造驚奇的本事，其實肯‧洛區本人也不惶多讓，他的驚人之舉亦為數不少。例如他在1977年竟然拒絕接受大英帝國最優秀勳章（O.B.E.）一事，至今依然受到左翼朋友津津樂道；對此，他至今還是有點得意地說：「壞事是不可能帶來驚喜的，哈哈！其實，拒絕這東西，是拒絕這些以帝國主義、剝削，以及奴役民眾為基礎的國家勢力。我和同伴合作的影片中，就是要攻擊等級關係，攻擊建制，所以我拒絕O.B.E.勳章。」
對抗右翼
儘管已屆七十二歲高齡，聲伐右翼政治勢力，依然是他從未怠忽的職志。他解釋，反對右翼政治的行動必要性始終存在：「右翼柴契爾夫人政府下台後，工黨其實是蕭規曹隨而已。現在的政府繼續做很多削弱工人階級力量的事情，讓勞工繼續處於被剝削的狀態。目前的工黨政府其實是一個支持資本主義的政府；「工黨」徒有虛名，其實和柴契爾夫人的右翼政黨都是一丘之貉，兩個政黨都設法替企業和跨國公司鋪路，讓他們賺錢更容易，讓工人階級更難以抗拒資本勢力的擺佈。政黨換了，但政府根本就是一個樣，換湯不換藥。」
除了電影創作外，他直指政治行動是改善社會以及基層民眾生活的必經之路；他說：「今天，我們真的需要一個左翼政黨，從來沒有如此需要過。但很可惜我們沒有這樣的政黨，沒有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政黨。這方面我們落後於歐陸很多國家，像德國有左黨（Die Linke），而法國則有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而英國卻沒有那麼大規模的左翼政黨，這是我們最大問題。工會的領導層在政治上其實力量很薄弱，工黨讓他們一直保持弱勢，但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工會領袖還是稱臣於工黨。這就是最吊詭的地方，這也是英國的另一個大問題，而且問題一直在，沒有好轉的跡象。也許我有一天會拍一部以此為題材的電影。」
提到亞洲的左翼運動處境，他說：「這對我來說是很有意思的題材，但是問題在於語言和文化，要是我打算拍一部這樣的作品，我大概只能和觀光客一樣隔靴搔癢。要是沒有辦法說當地語言，是進入不了當地人的心坎的。語言是很重要的，一個措詞，一個回應的方式，都是一些很細微但又很重要的溝通線索，如果無法掌握這些細節，是沒有辦法拍電影的，因為這些就是電影素材。素材掌握不當的話，電影是拍不出來的。」訪問結束前，他提出了對亞洲電影工作者的期許：期待看到有更多亞洲電影工作者拍攝關心左翼運動和工人階級處境相關題材的作品。
*註：詳見〈Misers, Merchandise and Manchester United: English Football and the Peculiar Political Economy of Consumption〉一文，收錄於《Manchester United: A Thematic Study》一書。
**註：詳見《Culture, Politics and Sport: Blowing the Whistle, Revisited》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