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商業周刊》邀請楊力州導演拍攝的「水蜜桃阿嬤」紀錄片，由於高金素梅指控《商周》背後的利益動機，使得「你可憐，我捐款」的例行愛心戲碼有了不同的轉折。雖然此轉折引來的後續效應使阿嬤及其一家平添紛擾，但未嘗不是讓各方－無論是出資拍攝或出時段播放的媒體，說故事的導演，被故事感動的觀眾，以及忙著介入此事的民意代表及社會福利單位 ─ 好好思考類似的愛心戲碼一再在台灣上演，到底意味著什麼？

整個事件的焦點不應只放在到底楊導有沒有承諾阿嬤籌募教育基金？《商周》是否真的做了賠本生意？高金委員的動機是否為了選舉？以上問題不會有任何真實的答案，永遠是各說各話的羅生門。或者說，即便找到答案，對反省此類事件一點幫助也沒有。我們應跳出口水式的紛爭，從《商周》一連串操作此議題的手法，找出它背後隱含的社會意義。

《商業周刊》是明顯具有特殊屬性的財經雜誌，每週有十五萬份的發行量，發行點超過八千個，但它絕不是一份普遍的大眾讀物，它的讀者多在都會區（東部的後山居民只佔了讀者比例的1.2%），內容多刊載致富資訊或在企業成功的模範人生，完全是為努力向上流動的中產階級量身打造的刊物。從2003年起開始製作「一個台灣，兩個世界」專題，以「等待鳳梨長大的女孩 ─ 小如」的故事打頭陣，當時引發的愛心浪潮，讓小如爸爸滯銷的山藥一銷而空。2004年請來催淚功力極佳的吳念真擔任導演，拍攝「阿祖的兒子」紀錄片，欲呈現下層家庭隔代教養的問題。今年的「水蜜桃阿嬤」可說是結合上述兩者的主要元素－老人帶孫的無奈與辛苦，父母缺席的家庭，亟需援助（物質上與心靈上）的無辜孩子等，再次向《商周》的讀者群揭露他們所不熟知，甚或以為不存在的「另一半人的生活」。

非贏者圈的人物難得地成為封面故事的主角，但如果你天真的以此推斷《商周》在顛倒資本主義的輸贏邏輯，開始頌揚失敗，那就大錯特錯了。台灣的貧窮家庭何止萬計，偏遠的原住民部落面臨的又豈止是水蜜桃收成的問題，我們是不是該思考「水蜜桃阿嬤」雀屏中選的真正原因。首先，三個晚輩先後自殺，即使是在自殺率高的台灣也相當罕見，這樣的故事怎麼說都很難不感人，戲劇化的吸引力想必是《商周》第一個考慮。無疑地，阿嬤的堅毅耐苦是《商周》看上另一個賣點。相較於她的兒媳、女婿對生命和責任徹底的放棄，阿嬤沒有選擇「亂死」（村中大樹樹幹被人用噴漆寫上「不亂死」三個大字）是讓主流社會更欣賞的高貴情操。不論在文章或影片中，都刻意迴避「因負債自殺」的事實，牧愛生命協會執行長吳美麗甚至在阿嬤面前，以心理輔導專家的姿態對她已往生的兒子做下評語 ─ 「典型的邊緣性人格」、「被寵壞了」（出自《商周》1021期，113頁），一貫地用個人人格缺陷解釋肇因於貧窮的悲劇，更殘忍的暗示是，阿嬤之所以要辛苦地照顧這四個內孫，都是因為她沒把孩子「教好」。如果把自殺原因歸於負債，便必須挑戰更大的經濟結構問題，或原／漢之間的貧富與城鄉差距問題，如此一來，《商周》所屬集團發行的自殺防治教材大概一套也賣不出去。

《商周》對此專題的行銷策略有相當大的進步，與過往幾年相比更加完整也易於讓人接受。48分鐘的影片穿插可愛的動畫，用童稚的筆觸表現五歲小豹的心境，同樣的圖案也用來包裝「水蜜桃阿嬤」的官方部落格，考慮到它的中產階級讀者／觀眾也許會承受不了太悲慘的事實，動畫刻意用明亮的色彩沖淡故事中死亡的灰色調（同時也強調樂觀的積極面）。人物乍看之下和真實的阿嬤和七個孫子幾乎沒啥關連，紮著髮髻的圓臉阿嬤毫無輪廓較深的原民特徵，七個性格各有特色的孫子在部落格中化為不同顏色的小桃子，似乎在向準備掏錢付出愛心的善心人士保證「這些可愛的孩子一點威脅也沒有」，如果把他們表現成充滿憤怒、不屑的小傢伙，沒有人會願意把錢浪費在他們身上，這一點，《商周》再清楚也不過了。

楊力州導演為弱勢發聲的心意可昭天下，但在用鏡頭特寫這些弱勢族群的面貌時，怎能不以同樣的鏡頭檢視造成此處境的真正原因，反而落入出資媒體玩的遊戲裡。楊導在公開信中強調和阿嬤一家建立的情感，以及自己如何協助他們工作，這些作為都值得肯定，但在遭遇批評時，卻只用「只要阿嬤的水蜜桃賣光光，誰賣都可以」這類情緒性的言詞回應，無助於社會對此議題的進一步反省。

筆者不忍質疑捐款的善心人士，畢竟在資本主義製造出的競爭法則下，冷漠、功利已成常態，願意分享私人財產（哪怕是不及一個LV皮包或iphone的價錢）實屬難得。只是能否在以施恩者自居時多想一想，我們捐的每一塊錢是否隱含對窮人的道德判斷？ 是否代表我們同意了《商周》在行銷考量下假設的意識形態？ 慈善行為是彌平了階級鴻溝，或是掩飾階級衝突？ 我們如何解讀憐憫與同情的產生，是人皆有之的善良人性？ 或者，如美國已故社會批評家蘇珊．桑塔格所說：「我們的憐憫宣告了我們的無辜清白」－－能夠憐憫，更加確定了我和他們真的處在兩個世界；憐憫，就是我對於那個苦難現場的不在場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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