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22日勞委會正式公佈,從7月1日起基本工資從每月15840元調漲為17280元,而時薪則成為95元。這雖然與「青年勞動九五聯盟」(以下簡稱「九五聯盟」)訴求的計算方式不太一致,但按照勞委會的算法,基本工資調漲之後的時薪標準,卻恰恰好與九五聯盟訴求的95元相同。
九五聯盟,這個團體的名稱是如此緊密地與成立當時的訴求連接在一起,於是,這項訴求在雖不滿意但可階段性接受的狀況下通過,似乎標誌著這個團體取得了初步的工作成果。而95時薪實施之後,許多打工青年因雇主違法起而向九五聯盟申訴,接連不斷的勞資爭議個案協助,亦儼然成為九五聯盟日後的工作重點之一。
九五聯盟的成立過程
說起九五聯盟的成立,事情要回到2004年底。當時的泛紫聯盟召集了來自中北部地區大學社團的學生,開始討論青年勞動貧窮化的議題,並針對青年勞動者常是時薪打工者的狀況,決定把爭取提高最低時薪作為主要訴求。2005年4月19日,學生在抗議政府無視青少年打工族群的權益時,於勞委會前的廣場上宣告成立九五聯盟。其後,九五聯盟展開一連串行動,透過課堂宣講、街頭倡議、記者會公佈黑薪商家及系列座談會等方式,來推動提高時薪及其他廣泛的青年勞動議題。
時至2007年中,當時的民進黨內閣在想要爭取政績的心態下,開始討論提高基本工資,如前所述,後來時勢的發展以一種不太一樣的方式達成了九五聯盟的訴求。接下來,雖然九五聯盟仍然持續針對廣泛的青年勞動議題推動倡議行動,但相當大部分的人力開始投入勞資爭議的個案協助,從早期的時薪打工者,演變至現在可說是各式各樣的勞資爭議個案都會找上門來。如今向九五聯盟申訴的勞工,以白領、非全職打工者及清潔保全業這三個區塊為大宗。
組織及其困境
在累積了大量的勞資爭議個案之後,九五聯盟嘗試進行組織的工作,試圖把分散的打工族團結起來組成工會,但這個進程,到目前為止可說不甚理想。筆者在與九五聯盟受訪者的討論中,試著整理出這其中的組織障礙:
一、打工者的主觀動機
如同台灣絕大部分的勞動者,九五聯盟的服務對象以往都沒有工會經驗,他們往往是身陷勞資糾紛之後,才慢慢發現自己的個體勞動權受到侵害,而又透過九五聯盟的協助之後,才知道經由哪些管道可以尋求權益的恢復或救濟,因此,更別說是認識工會組織這種集體勞動權。也就因為如此,在他們的經驗中,完全缺乏經由聲彰集體勞動權來保障個體勞動權這回事。
在這樣的情況下,勞資爭議事件便往往是被極度個案化來看待。台灣的勞工,遇到勞資爭議,通常第一個反應是覺得自己很倒楣,更有甚者,還會懷疑自己是否真的做錯事,不然怎會有如此懲罰?他們不了解,個別勞工身陷雇主的壓迫有其結構上的因素,因此,身陷勞資爭議的勞工常常只想趕快結束噩夢、好尋找另一個工作,他們不曉得勞工團結起來的用處。
二、促成組織的客觀限制
九五聯盟現任執委劉侑學在〈他/她們為何要行動?打工族的反抗與組織可能〉這篇文章中,反省了九五聯盟在協助勞資爭議受害者時的身分:九五聯盟期許自己在其中能夠擔任「陪伴者」、而非「代理者」的角色。所以,九五聯盟在培訓新的工作人員時,試圖導向在從事勞資爭議個案調解過程中,向勞工當事人揭露市場主導的社會結構之不義,從而產生培力的效果,使當事人自身體認而發揮抗爭的能量。
但是,即使這樣的過程成立、當事人體認到社會結構的不公,這也不代表個別勞工會自動轉向團結、組織起來。更常見的狀況是勞工選擇認命,或明哲保身,或往上爬以洗掉身上的勞工印記。勞工往往還是帶著個體化、利益交換的社會觀,即使九五聯盟邀請個案當事人加入聯盟成為會員,絕大多數的例子是把交會費視為報答人情、感恩回饋,卻沒有投入太多的積極參與。
回顧台灣自主工運的經驗,從爭議入手來發動組織,是過去常見的手法,這種策略在1980年代末的工運上昇期,的確促成許多廠場工會的成立。但自從1990年代末的資本大量外移之後,工作機會的減少已經使得組織工會的成功機率大為降低,再加上九五聯盟的組織對象,多半來自勞動現場更為分散的服務業打工者,他們的對立面並非同一個雇主,使得難度更為提高。而缺乏組織零散打工者的經驗與技巧,恐怕亦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組織的契機並非不存在,勞資爭議的案例,也會有比較大型的、涉入勞工較為群體性的,這或許就存在著於爭議之後繼續維繫組織的可能性。另外,九五聯盟在接觸過無數個案之後,也開始從中歸納案例的特性、逐漸開發出發展議題的能力,例如,今年的爭議個案中,有若干是牽涉到離職違約金的爭議案例。於是,在個案的調解之餘,這些個案的共通性,也就是法律在離職違約這一點上缺乏對於勞工的足夠保障、以致雇主可以在勞工求職時威迫其簽下賣身契,這可以形成一個普遍的社會議題,以進行修法等倡議行動。
未來的展望
諸如九五聯盟這樣新興的勞工團體,許多無不擁有著下列困擾他們從事工作的問題:(1)組織工作絕對需要長期的經營,而長期投入則需要長期穩定的資源,以累積經驗及工作成果。但在台灣想要獨立於國家及市場之外獲取資源,是相當不容易的事,這便對工作人員的持續投入產生威脅。(2)筆者在討論「助人工作者」時,曾形容他們的組織處境是在議題倡議與集體行動之間。其實不只是他們,因為組織工作需要長期的累積方能見其效果,而有限的資源卻不允許長期的潛伏。許多團體都在摸索著,在階段性較容易見其成果的議題倡議、以及需要更長期培養的基層群眾組織之間如何取捨的問題。
在勞動市場越趨彈性化、非正規化的狀況下,青年勞動、或者說零散打工者的議題,可說是整體勞動議題的縮影,如果我們能夠面對這個挑戰,相信其他勞動議題就不是這麼困難對應了。所以,筆者選擇九五聯盟的工作經驗,作為本系列報導最後一個訪談的壓軸總結,也期待九五聯盟在未來的路上(next decades)繼續開發出新的策略方向,於組織零散打工者這個面向上,開出一條新路來。
延伸閱讀:
劉侑學,2008,〈他/她們為何要行動?打工族的反抗與組織可能〉,發表於2008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PDF檔全文下載請按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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