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文建會在改名之後的「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舉行「人權日系列活動」，卻發生美麗島政治受難者「施明德妻子」陳嘉君破壞由游文富製作裝置藝術作品的事件；之後，台灣劇場界的先驅王墨林與「視覺藝術協會」前往文建會抗議；在媒體的呈現下，王墨林等人似乎只在要求文建會追究破壞者的責任，爭取創作者的「自由空間」。

但是這與向來關心藝術與社會的關聯性，以及「白色恐怖」與「戒嚴」的王墨林印象實在相去太遠，參與這一場抗議行動的王墨林到底想的是什麼呢？

王墨林認為，在這個事件裡，首先要批判的是文建會，再來是陳嘉君，最後才輪到游文富；王墨林說，文建會利用國家的資源，把「白色恐怖」如此複雜的問題給扁平化、稀釋了，沒有反省，沒有告訴人家，在一個曾經戒嚴40年的地方，「人權」是什麼東西；而在開館的這一系列活動中，文建會以「業務採購」的方式，由各NGO團體，以各種形式將各自表述的「人權」意象帶入園區，王墨林也認為，「是丟一筆錢，就把『白色恐怖』給稀釋掉了。」

事後，強調自己作品「沒有意識型態」游文富的立場，「就是文建會的立場」王墨林說，但是這一個問題，卻不是游文富個人的問題，這麼許多單位，也包括了施明德與陳嘉君的「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承攬第一法庭的「『民主花開美麗島』－美麗島事件30周年紀念暨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史料展」），都進入了園區、拿國家的補助，為文建會的這一個「烏賊戰術」背書，是整個共犯結構的一環。「這是身份認同的錯誤、被收編了還不自覺；還敢說自己是『開大門走大路』」王墨林批判。

至於游文富的作品本身，王墨林認為創作者透過這樣的空間，去表現其感受到的「被囚禁者的心靈」，對於他來說，只是曾經有一個叫「汪希苓」的人住在這裡，但實際上，戒嚴時期的「情報頭子汪希苓」並不在場。游文富以藝術作品表現囚禁的「幽靈化」感覺，這是從純藝術的觀點去看，「在美學上是說得通的」，只是這樣的作品放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使得游文富也成為共犯結構的一環。

對王墨林來說，除文建會外，「第二個應該批判」的陳嘉君，望文生義地，因為這個作品在汪希苓囚室的外面，便把「情報頭子汪希苓」的幽靈給找了出來，「她認為汪『在』，這件事情對她有利」，「陳嘉君甚至在接受訪問的時候說游文富在文案中寫說要『紀念』汪希苓，這是謊言！」，王墨林認為，這賦予了她「受難者」身份的正當性、從而確認她對於「園區」應該是什麼樣子的詮釋權；而這樣子做的問題在於，這正是「戒嚴」時期，用政治去看待每一個藝術作品的態度（筆者註：舉例來說，1985年，雕塑家李再鈐的戶外雕塑作品「低限的無限」就曾經被人檢舉看起來像一顆「紅星」，而被迫漆為銀色，這個作品過去展示在民生東路舊勞委會的樓下）。

「戒嚴陰魂不散，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警總，陳嘉君也是」王墨林說，跟文建會的邏輯一樣的，「她也把複雜的問題用這麼簡單的方式詮釋掉了」，現在的人，還是用「政治正確」、用「白色恐怖」的方式的話語在說話，「我關心的是人心裡面的『戒嚴』是不是消失了」王墨林說。

景美人權園區爭議系列

[之一]人權與藝術之爭？政府是最大兇手
[之三]丘延亮：我是政治犯，應該被關
[之四]自主工聯：接展場不怕被收編
[之五]林世煜：別用政治鬥爭方式看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