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爭議，牽涉到「藝術」與「歷史」詮釋的諸多複雜問題，特別是在面對台灣長達40年軍事戒嚴統治的歷史尚未釐清之際，很容易簡化成「詮釋權爭奪」，而為特定政治目的服務的格局。曾經規劃「綠島人權紀念園區」，並且在民進黨時代協助過「彭明敏文教基金會」經營「台灣人權景美園區」的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林世煜，透過2003年《白色封印》（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人權之路─台灣民主人權回顧》（2002、2004，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等工作，進行了一些對這些歷史的整理工作。

「不要用政治鬥爭的方式來看這些事情」，林世煜說「在現代的人權與司法體系上，對於軍事統治的歷史，已經有它的一套看法；就以蔣政權在台灣的屠殺為例，不管左派人士、民主人士，或者台獨份子，他們組織讀書會、政治團體、從事政治活動，只要對社會沒有『明確而立即的危險』，政權就不可以用鎮壓、整肅的方式來對付它的人民。」也就是說，林世煜找到「人權」這一個普世價值為支點，支撐起了缺乏同質性的所有軍事戒嚴受難者的歷史。

但是這個「支點」是不是能被所有的人接受，仍然是可疑的，特別是「政治犯」本身的動機與對自身被鎮壓的歷程，並不能以「政權破壞人權」這樣的概念來加以涵蓋，對於丘延亮「我是政治犯、應該被關」這樣的看法，林世煜認為，就脫離了「人權」的概念，「這是前現代的觀點」，他不能接受。

對林世煜來說，「不介意意識型態，讓受難者暢所欲言」這件事情是重要的，就以其之前做過如《白色封印》等口述歷史的工作，「裡面有很多是共產黨，紅的綠（獨）的都有，他們的共通點都是反對藍的，希望從不同的地方找出路」；「有一些人（左統派的）會覺得現在平反沒有意義，要等到『紅色祖國』來統治台灣再談這些問題」；面對這些差異，林世煜認為，「呈現不同受難者的歷史是起碼的事。」

雖然如此，在對官方一片批判的條件底下，「非官方」有沒有可能透過「人權園區」這樣的機制，去做到什麼事情呢？「如果真的要由民間來做，需要有規模、常駐性專門來做這件事情，這現在沒有任何NGO做得到；民進黨時代，陳文成基金會不敢接，彭明敏基金會也沒有這個能力」，而不僅是「能力」的問題，在現在基本歷史事實都缺乏的條件下，很多事情根本做不出來。

就以這一次引起爭議的「汪希苓特區」來看，在陳嘉君事件之後，汪希苓這個人幾乎成為軍事戒嚴下「情治單位」的代表，但是如果看汪希苓在整個情治系統裡的地位，以及「情報局」本身的業務是對外國的工作，其實與國內的鎮壓關係不大；加上汪希苓入獄的直接原因「江南案」，到目前為止，真象不明，一般的看法，汪希苓甚至只是「高層（許多猜測直指元兇是蔣經國）」的「代罪羔羊」。

在歷史沒有釐清之際，因為這樣的事件，讓汪希苓無端再受一次罪名是不是公平？林世煜認為，的確有許多該釐清的事情都沒有釐清，不過如果要認為「汪希苓也是受害者」，那這樣「受害者」的標準未免也太寬鬆，在當代法律與人權的觀點，對於汪希苓這樣的執行者也是要追究其責任的。

而這一次問題的根源，是文建會的標案，並不是游文富「選擇」了汪希苓的軟禁區做創作，而是標案就是這樣的，「文建會希望『美化』這個讓他們覺得尷尬的地方」，林世煜說，他看到游文富在事情發生的時候跑出來哭，說「我哪裡有講汪希苓、我沒有榮耀任何人」，就算這個作品只是表達「在裡面的人對外面自由的渴望」，但是哪裡有人可以「完全把歷史事實、人物、時間地點，還有那些強烈的對比完全不顧，抽離現實到荒謬的地步？」，林世煜認為，如果是因為標案的關係，這樣的案子「可以不要接」。

在由國家做有問題，民間又還沒有能力做的條件下，林世煜認為，對歷史事實的還原、調查這些大結構沒有完成之前、而大家又「剛剛開始學習不用政治鬥爭的方式做事情」，園區應該保存下來，「以儘量少做為原則，只要有一些必要的描述就可以了，把功夫花在研究工作上；至於園區，則不可以把它當作『閒置空間』、搞商品化」林世煜說。

景美人權園區爭議系列

[之一]人權與藝術之爭？政府是最大兇手
[之二]王墨林：陳嘉君心裡住了個警總
[之三]丘延亮：我是政治犯，應該被關
[之四]自主工聯：接展場不怕被收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