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牛肉事件是單純的科學問題嗎？

科學精神不是由你決定，孔恩的典範轉移是樹立科學的可否證以及其無法絕對實證之處。但並不是要代表在現有人類可使用之理論與實務之依據當中有比科學更具備的應用與實用的依據。

或許可以推薦給你概念革命一書。
此書引述孔恩的典範論點談論概念革命，但在從概念革命當中提出科學依據之所以可應用旦被質疑的地方為何。

具體來說，我們本身不是因信而科學，而是因科學或他力而信，我們是透過對信念產生的強度來決定我們的世界觀，而信念的強度的維持就在於該產生信念的理論能相較於其他可同樣應用的理論可掌握當前的世界觀來決定。

當當前理論持續出錯而有新可取代較具說服力的理論依據時就會產生典範轉移。請你明白這一點。

另一點，科學精神的問題是在於外在論或內在論而非實證性，因為實證性的實用前提與所有的理論都一樣，你要相信科學的根本依據是實在的，其理論的一切才成立，這跟你相信神也是，但至少其中的變動是我們可以共用使用的理論依據。

不然你也不會有知識繼承，繼承的知識若不是你都可以應用，那就等於廢話了。

我為我自己的言論與行為負責。我也可能是知道很多的笨蛋，但是起碼我要宣達我為何對於台灣對美國牛屬於恐牛症的一環而非是真正的風險意識！

提供一個數據給你參考：這是２００８年所發表的統計至今因狂牛症發現初始到現今因病而死的各國病例。
英國（168）、法國（23）、愛爾蘭（4）、美國（3）、加拿大（1）、義大利（1）、葡萄牙（2）、日本（1）、荷蘭（3）、沙烏地阿拉伯（1）、西班牙（5）；
其中美國（其中2名病例）、加拿大、日本、義大利及愛爾蘭（其中2名病例）等國之個案，皆有英國居住史。

你可以發現上述數據有一個重點，狂牛症很恐怖，潛伏期宣稱很長，但從擴散最高的日子至今已逾２７年從１９８２年出現１９９２年發現會傳染給人至今只有上述病例。
唯一一個重點，宣稱台灣人風險基因比歐美高一倍以上，是指Ｍ／Ｍ基因屬台灣人普遍的基因。
數據提供是台灣，日本，韓國９０％的人帶有此基因，歐美則是４０％～５０％。
但是你知道目前為止沒有一個狂牛症發病病例是華人與嗎？

而美國從２００３年來曾發現過一頭疑似狂牛症感染的牛隻外，起今毫無本土狂牛症傳染人發生過，或許可以說，這是潛伏期很長。但你知道潛伏期是怎樣推測出來的嗎？

是用過去數據假設的！假定我們尚未對一種病症可能的情況進行定論時，我們就將其應染病之病種假定其有潛伏期，當然加入過去病例做推論，但你可以發現，牛症發生的併發案例子從食用到發生最長時間是７年，由１９９２年承認狂牛症會傳染人到１９９９年後不再發現更多狂牛症本土病例為止。也就是說現在已知潛伏期是七年，但數十年的潛伏期的說法是假設，因我們尚未對此種病例在可能得病者之間檢測超過一百年。所以無法下結論說是否有可能有具備超長潛伏期。

就像我假如曾喝過可樂，在因可樂而死之前我都無法跟你宣稱我可以否定可樂對我沒有潛伏期殺傷力病變因子的存在。

而國人比歐美人高一倍的計算看起來很可怕，但你從上面數據就可以發現一件事情，當初將感染牛隻大量食用好幾年的歐美國際間也才感染至今百萬人之一的病例，其中卻沒有華人，因為並不是帶有此基因就一定會染病，全部宣稱其染病高的風險是以：

我在實驗室裏頭做一個實驗，給十萬老鼠食用狂牛症感染飼料，其中有１００頭老鼠發病，這１００頭老鼠中本身具備Ｍ／Ｍ或其他相似的之基因。
也就是說，即使是附帶基因也只能是因感染病症利之相似之處，但持有該基因持用疑似有狂牛症之實物卻未必一定會感染發病。
因此全歐美食用人那麼多，結果現在號稱研究發病率最高的華人卻沒一個。

而我們害怕的美國牛，從過去之今沒有一起本土病例。三個美國人是因去居留英國而發作的。

我想告訴你的是，我本身也是學運份子，但我真很看不起這種偷換概念引發恐慌的媒體與學者，學者為了證明自己的理論，而只引述理論之數據本身，而不告知實際得病之結果。

這些研究病例都是被特別放大，搞得好像百分之百一定會中獎，或是沒有百分之百也有萬分之一。

但實際上全球不但連萬分之一都不到，甚至還沒有旅居歐美的華人病例。

而一倍的機率更好計算，當歐美百萬人之一得病時，我們的只要百萬人之二得病，就可以宣稱我們得病機率是歐美人的一倍之多。
但如今連得病的旅居歐美的風險華人病理都沒有。
而只由Ｍ／Ｍ基因的實驗報告與其相關性作為得病的依據。

起今不但沒有人在美國發生本土病例並且被逐步爆發。當初被爆發出來的那篇論文的出現就是要告知人群重視，並且那還是網路不夠發達的年代。
如今早已步入手機簡訊都如此方便的時代都還沒有被揭穿的隱瞞事實之病例。

就能如此讓你們恐慌，請問根本原因是甚麼？
不就是提出數據跟論述的這些言論者？但是否有曾經質疑這些質疑可能性言論者本身言論的嚴重性可能？

是否曾經懷疑這些主張對國人有風險幫助的言論本身並沒有偷換概念或是如同媒體要強調水災之嚴重而蹲下水裡的誇飾彰顯手法？

我並不是否定這些為國人熱心人的努力，而是我認為這種對於為了要幫助國人重視風險而使用跟自己宣稱斥之以鼻的黑心媒體同樣的手法而感到不滿。

同樣是數據引述，不以病例跟科學依據，而是以反做為解析，是否有助於幫助你們了解是否是真實的在為健康風險努力還是助長恐慌本身呢？

我認為美牛事件本來就是科學可提供的風險依據，真正非科學的是人們的政治與利益角力。

'孔恩的"典範轉移"是樹立科學的"可否證"...'

不是吧？？？

否證論是Karl Popper 提的.比較早.

孔恩的科學革命 "典範"論 "移轉"說 晚幾十年...

（後來又有所謂 MSRP）

二十多年沒有涉入科學...

不敢妄論...

咱的教育－理盲與理性【江才健／知識通訊評論發行人】 2010-01-05 中國時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

日昨《科學月刊》四十周年，周成功教授提出《科學月刊》之努力是失敗的結論，引起注意。而台灣科學社群的多位成員，也在不同的場合，以八八水災氣候預報、新流感疫苗接種，甚至最近的美牛事件，作為科學社會教育失敗的佐證，甚者更提出「理盲」的大帽子，指責社會的缺乏「理性」。

　其實回顧《科學月刊》四十年的歷程，其努力不可謂不深，對社會的影響也不可謂「船過無痕」，光看前天發表的林照真的新書《台灣科學社群四十年風雲》，便可知一二。

　那為何卻有這麼多投身科學教育的學者專家，會在台灣歷經半個世紀的科學教育之後，依然感到失望沮喪，認為科學並未深入人心。這問題的癥結，恐怕正出在科學的教化與啟蒙心態。

　近代科學對人類思想帶來啟蒙，已不是需要爭論的議題，只不過「啟蒙」是甚麼意思？教化模式的知識引介，價值單一的思想教誨，能帶來什麼樣的啟蒙，其實是我人自「五四」以來仍未深入檢討和反省的。

　如果以現象層面說，其實新流感的疫苗接種，美國的比率未可說很高，在加拿大和英國，也多出現了延緩接種的現象，但是在那些社會卻未出現「理盲」的批評，原因就在於他們沒有「科學教化啟蒙」的思維。熟知科學文化影響的人應會同意，在近代科學萌生的歐西文化中，科學不但從未享有「教化啟蒙」的道德正當性地位，一直以來的備受挑戰，才是歷史的真相。

　科學是理性（Reasoning），人的恐懼也是理性，說到頭，教化模式裡最缺乏的，正是「啟蒙」所需要的「理性」。

科學教育為何失敗？ 【沈昌鎮】 2010-01-05 中國時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

現代性發展計畫的一項主要特徵是，當科學技術無法處理問題與爭議時，往往訴求投入更多資源發展科技。在《科學月刊》四十周年論壇上，論者舉美牛進口等爭議而感嘆於科普教育失敗，其科技本位的邏輯是清楚的：失敗，因此要投入更多資源、培育更多的科學人、更進一步地推動科學教育。筆者認為，問題也許不是得繼續推動科普教育的結論，而是要推動怎麼樣的科學教育？

　一個可以提供我們省思的參照點是在印度喀拉拉邦行之有年的「人民科學運動（KSSP）」。它成立於一九六二年，一開始也是以出版科普雜誌、推廣科學知識為主；經十年摸索，到了《科學月刊》在台美引領風潮的一九七○年代，KSSP則開始在全邦各地農村進行科學推廣運動。其基本理念是，科技不應透過書本知識傳授，甚至成為少數科技菁英的專利，而是必須與人民的勞動生產與社群生活相互結合。

　在「以科學推動社會革命」旗幟下，KSSP反對高耗能的重工業開發、核電廠興建、大型水利建設，而是藉由掃盲運動的組織工作，使科學家結合技術人員、教師、中學生、義工等，有機地介入民眾的勞動生活：以民主精神、集體學習的態度，共同研發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的知識與技術，如小型水資源工程、社區電力網、醫療衛生、農業技術革新、社區經濟文化地圖…等等。

　從「科學普及」到「人民的科學」，其差異不僅是科學教育的方式，而是進一步地反思追問：科技能夠引動的發展應走往何處？科技所帶動的利益最終造福於誰？科技知識的生產如何不成為少數人的「專利」？或者說，「科學」與「民主」如何能夠促成彼此的發展。

　實際上，西方意義下的「科學」在進入中文語境的當時，就是跟「民主」的價值綁在一起的，二者同時成為五四運動的兩面大旗：賽先生與德先生。在西方「船堅砲利」壓迫的救亡圖存動力之下，五四的知識分子一方面思索著如何「師夷技以制夷」，一方面則冀望透過全面學習科學方法與科學態度以「開化民智」，進而培養民主精神與實作。

　一九四九後，作為「自由中國」的台灣，五四的文人精神在戰後生長於台灣的知識分子身上仍然延續著。這尤其表現在《科學月刊第零期》的發刊辭上：「不僅要作為學生們的良好課外讀物，也要成為一項有效的社會公器；不但要普及科學，介紹新知，並且要啟發民智，培養科學態度，為健全的理想社會奠定基礎。」可見科學人在意的是作為「社會公器」之用的科學教育；而後來的中美斷交、保釣運動，從彼時的科學人紛紛投入愛國救國行列，更可見他們念茲在茲的是民族精神與民主價值。

　如果說《科月》的發行與風行作為台灣科普教育的高潮，意思便是說，自此之後開始走下坡：科學教育與科技人才的培育開始專業化，五四救國淑世精神沒了。科教精神扣連上的是「全球競爭力下滑」焦慮症：一方面透過科技教育使學生成為科技產品消費者（如資訊教育獨重微軟系統），一方面則是希望透過科教所創造勞動力市場吸引全球金融資本投資（如近幾年中學理化與生物的教育改革十分在意奈米技術與生物科技新知）；加上教育部對專利權、智財權等知識壟斷保護制度的強迫症似地宣傳，科教之路與民主精神已漸行漸遠。

　如果論者以美牛進口、流感疫苗等「亂象」證實了科普教育的失敗，此失敗並非科教資源投入不足所導致。相反，此斷言本身卻證實了科教推廣者已背離了《科月》創刊的五四文人精神：作為「社會公器」的科學教育，以及，「為人民服務」的科學。（作者曾任教中學數年，目前就讀於紐約新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