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叫深圳的城市(二)

2010/01/10

* 2010-01-10 * 旺報 * 【歐寧】

3造城熱

 1992年,離我大學畢業還有一年的時間。那一年這個城市剛剛出現酒吧這種新鮮事物,跟以前一直風行的夜總會不同,它更自由,更放鬆,也更容易發展新的人際關係。蛇口碼頭的外輪開始輸入大量的墨西哥啤酒Sol和Corona,那時全中國也就深圳可以喝到這樣的啤酒。就在這個城市的生活方式悄悄起改變的時候,鄧小平再次回到他親手締造的經濟特區,發表著名的南巡講話。

 在深圳大劇院的十字路口上長期豎著一張宣傳畫,上面不僅畫著鄧慈祥睿智的臉,還寫著他著名的警句。他是深圳人的精神之父,因為他超卓的政治智慧和經濟思想,這個城市得以收穫今天的成就。

 不知是何種歷史因由,令這位領袖人物多次選擇了深圳,在權力中央的激盪中發出他的最強音。在他1992年的南方之旅後,深圳再次被注入強大的動力,從初期通過加工製造業完成的原始積累開始步入一股牽動全國的新經濟運動,房地產和服務業崛地而起,造城熱開始到處蔓延。在深圳肇始的這場新經濟運動,很快促成了中國社會的全面轉型:從一個政治型的社會進入一個全面消費的商業社會。

 1996年,一個荷蘭人帶領一幫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的學生研究,他說,「我們研究了在這裡設計一幢建築平均所需的時間及人力,結果發現,我們所到之處,一幢40層高的建築,3個人和3台電腦花10天時間就完成了設計方案。有些建築的設計只需兩天就完成。」這種對歐洲人來說不可思議的速度正是所謂造城熱的典型症候。

 那時的深圳正是各種斷章取義式的歐陸建築風格盛行的時候。他目睹這種拙劣的模仿,但也發現它們在分層和密度上出現與歐洲不同的處理方法,並深信這種大量存在的現實的合理性。他在這裡找到了一種新的感覺,並通過展覽和出版物向全世界分享了他的新發現。他的名字叫庫哈斯(Rem Koolhaas)。他對珠三角的發現後來被人們稱之為亞洲社會特有的「另類現代性」。那本厚達722頁的哈佛研究報告,給我一個全新的角度去理解我曾求學、生活和工作的城市,它令我變成一個無法遏止的城市研究愛好者。而這個城市的造城熱,至今仍在繼續。

 重返街頭

 深圳是一座24小時城市。白天,它的行政系統和商業機器高速運作;到了夜晚,熱火朝天的民間生活則會接續城市的能量。前者隱蔽在各種建築的室內空間,編織著看不見的權力網路;後者則完全暴露在街頭,它製造的喧囂是這個城市活力的表徵。

 在我走入社會的頭幾年,我曾居住在深圳的幾個不同的城中村。我發現原住民們在他們的土地上建造起來的這些社區,是一個既獨立又開放的世界,他們吸納外來者,同時實行自治,以自己的智慧創造了廉價便利而又熱鬧豐富的街道生活。

 不管在哪一個城市,真正活躍的街頭生活總由底層民眾締造。首先,街頭是他們討生活的地方;其次,因為居住空間狹迫,他們只能去占據街頭,在那裡聚會和娛樂。當他們的權利受到侵犯,或生活碰上難題,但又找不到代言媒體或其他表達通道的時候,他們也會選擇街頭發出自己的呼喊。對他們來說,街頭既是拚搏求生的競爭空間,也是尋找集體溫暖和精神慰藉的庇護所,更是表達意見和參與政治的議事廳。因為有他們,城市的街頭才會生機盎然,才會成為永不落幕的社會劇場。

 中產階級和上流社會躲避底層民眾的街頭,不僅是因為他們覺得天生氣味不相投,還因為他們根深蒂固的區隔意識:他們要住在有圍牆和保安的共同社區,家裡要有大客廳和花園,這樣可以舉辦社交集會,把本應發生在街頭的公共生活移入層層保護的私人空間中。區隔不僅是一種安全考慮,也是身分分層的象徵。當這些人整天龜縮在自己家中,那些專門為他們設置的城市公共空間自然也就變得越來越荒蕪。

 這就是為什麼你會經常看見一些空曠寂寞的廣場,或形同虛設的空中花園,或高級社區中無人問津的綠地景觀。因為階級屏障和身分壁壘,社會的流動無法逾越城市在空間分配上的界線,它導致的結果就是:一邊是眾多浪費不用的空間,一邊是擠迫困頓的芸芸眾生。

 無數個白天和夜晚,我因為工作關係,經常在2006年建成開放的深圳市民廣場上走動、停留、沉思。它宏大的尺度再次讓我產生一種卑微感。我在想,什麼時候所有的人們可以重返街頭?除了舉辦慶典和儀式,是否還可以把街道生活搬移至此?

 遊樂場

 深圳曾被稱為南中國的娛樂首都。早期因為大量的香港人在此設廠營商,它拷貝了香港一整套的娛樂模式,到處都是歌舞廳、夜總會以及規模龐大的食街,滿足人們的吃喝玩樂。作為一個憑空而起的城市,它的旅遊資源乏善足陳,但聰明的深圳人卻能以人造景觀來創造旅遊業的奇跡。「錦繡中華」、「世界之窗」這些微縮景區曾吸引無數中國人前來體驗和觀賞。它雖不是深圳的發明,但在深圳卻被推至極致。

 中國人在很長的時間裡都不知快樂為何物。我們有過很沉重的歷史,習慣於奉獻,成為集體的工具,所以在邁入一個新時代的時候,娛樂成了我們表達醒覺的方式。就像崔健的橫空出世,他從事的不過是音樂事業,卻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空被整個社會的期待塑造成思想的先鋒。在上世紀八○年代末和九○年代初,在中國社會開始全面轉型的時候,所有文化先鋒都從娛樂這條線索上找到突破口。他們寄居在這種人們喜聞樂見的事物中,把社會批判的利刃和快樂精神的噴湧一起送出。這是策略,也是歷史的選擇。

 有一段時間,我在深圳從事著把崔健這樣的搖滾戰士引介給本地更多人群的工作。那時我們的演出只能在酒吧這種商業場所進行,我目睹過成千上萬人為他的音樂如癡如醉的盛況,在舞台下,在擠迫的空間裡,人們通過他的歌聲宣洩自己的痛苦與不滿,獲得明天繼續生活的力量。在震耳欲聾的搖滾聲浪裡,我深深感到,這個社會不是娛樂太多而是太少了。

 今天,娛樂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一場盛大的景觀(特別是有了更強大的媒體工業的參與之後),它有過度的傾向,甚至開始消解我們時代那些意見領袖們嚴肅的思考。但我仍然相信它的價值。不管多麼優秀的大腦,它都必須找到一個出口,找到和更廣闊的人群的接合點。過去的策略仍然有效,搖滾樂仍然需要觀眾,而城市,繼續需要遊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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