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的工運與政治

編按:本篇為「亞洲工運與政治」系列的第三篇,全文可見此鍵結。作者Sri Wulandari為「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re,AMRC)成員,本文由苦勞網特約記者楊荔婷中譯。

印尼的工運與政治

1998年蘇哈托(Soeharto)集權政府的倒台,標誌著印尼勞工運動的新階段。在廣泛的政治改革呼聲中,結社自由是一股主要的訴求。「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的第八十七號《結社自由和保護組織權利公約》,於印尼是從1998年6月開始,透過總統和人力部長的決策下執行。新法令開啟了勞工聯合並組織工會的大門。在2000至2008年間所成立的聯合會數目,一直伴隨著組織勞工的挑戰而不斷增加。下表顯示2000至2008年間,成立的聯合會與工會之增長數目: 資料來源:(2000-2005 data) Michele Ford, ‘United We Stand? Indonesia labour movement needs to consolidate the gain of 1998’, Inside Indonesia 86: April-June 2006; (2008 data) Darisman, Sedane Labour Resource Centre (a.k.a. LIPS). 說明: *未獲得該年度的工會數目資料。

上表僅顯示已在人力部登記的數目。在現實中,還有其它的聯合會和總工會未登記在案。但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年間,幾個聯盟已相繼成立,以解決共同的全國性議題,例如大量解僱。這些聯盟也歷經分裂與重組。為迎接挑戰,工運中的一些戰略也得到擴展與改進。

儘管民主空間在政治改革中逐漸抬頭,但工人並沒有發揮任何重大的政治作用。工人缺乏政治參與的原因可分為三個因素。它們分別是:印尼民主素質低落,政治改革不過是政治菁英的重組;產業結構被調整成為國際金融機構解決經濟危機處方的一部分;以及工人參與形式政治的準備程度。勞動市場的彈性化,就根本而言,激發了工人在振興工人階級力量以及改變勞動關係的考量下改進其策略,由原本的「以廠場為基礎」策略轉變為以社區為基礎。在這樣的情況下,工人因此受到激發而改進其策略,強調他們集體協商的能力,特別是他們與國家間的對抗性立場。

因而在印尼,許多戰略已被應用於定位工人與國家間的對抗。一般而言,發展了兩項主要策略。它們是:把政黨作為一種手段,推動可以改善工人權利的政策;以及在現行的政治制度外扮演施壓團體的角色。這些策略都有其弱點與不足。但是,面對新自由主義政策支持者的國家政權時,工人在抗衡時所必須擔負的角色定位之爭議,仍處於一個還在持續的過程。

新時代的來臨卻降低了集體談判地位

政治改革確實已改變了印尼的工運格局。然而,伴隨改革而來的是組織工作的限制與挑戰。勞動市場的彈性化降低了許多廠場工會的協商能力。但是勞動市場的彈性化並不是工會權利削弱的唯一因素。另一個原因是工人對於邁向所謂「更民主化」的形勢之準備程度。1998年的政治改革,在另一方面,僅是新秩序體制之政治菁英的重組以邊緣化激進分子。在新秩序體制下被去政治化的工人,從來沒有機會行使他們對於形式政治的參與。在2008年的五一勞動節,國家第一次藉由舉辦音樂會的形式來歡慶勞動節,顯示出其對工運的關注。然而這樣的關注表明,統治階層想要從興起的工人運動中受益,工人只被他們視為下次選舉時的潛在選民。為達此目地,執政者先後和一些扮演潛在盟友的黃色工會合作。這強調了工人在政治領域中的外圍身分。然而,工會也有他們建立其政治策略的各自理據。這些策略包括:

(一)把政黨作為替工人權益發聲的手段。在此策略中,工人被視為可以保住政黨在國會中席位的潛在選民。這個過程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因為全國級的聯合會或總工會領袖會與政黨簽署一份合作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MoU),表明該工會將鼓勵其成員支持該政黨的公職候選人。而相對地,政黨必須保持其政策的透明度,特別是針對勞工權益的政策。最近,SPN(National Worker Union)撤回對「福利正義黨」(Welfare Justice Party)的支持。撤回的原因眾說紛紜。其中之一是,工會聲稱該政黨違反了合作備忘錄裡的條規。自上而下地利用政黨作為一種政治工具,是一個相當不堪一擊的策略,因為它會導致工會內部急劇分裂。

(二)實驗性地自組勞工政黨。在1999年選舉中,SBSI(Indonesia Worker Welfare Union)成立了一個「全國勞動黨」(National Labour Party,PBN)。該黨未能順利通過選舉的門檻。2004年選舉,SBSI又成立了新的政黨「社會民主勞動黨」(Social Democrat Labour Party,PBSD)。它再次沒有通過選舉門檻。而在即將來臨的選舉中,SBSI成立了另一個政黨「勞動黨」(Labour Party)。SBSI成立的政黨,分別在1999年和2004年大選中獲得了111,629張選票(得票率0.01%,0國會議席)和634,515張選票(得票率0.56%,0國會議席)。這顯示了SBSI提出的勞工政黨構想並未在印尼受到青睞。

(三)堅持議會體制外(extra-parliamentary)的鬥爭承諾。這個政策被革新與左翼工會所採用。然而,在地方層次的最小範圍內,他們也感受到了政治遊說或測試工人與國家權力間協商能力的重要性。為了測試他們的談判能力,這些工運分子透過進行關於地方政府政策影響性的社會調查來加強自己。資料收集後被使用於工會代表、國家權力(通常由地方議會成員為代表)和雇主間的勞資政三方對話。開啟對話的用意,是為了揭發工作場所的非法勞動措施。此一進程往往僅止於地方議員與工會代表間的聽證會對話。儘管開始時革新工會僅把鬥爭的範圍侷限在勞工權益的議題,但他們還是提出了改進談判能力的策略。2006年勞動法第13/2003條的規定與修改,促使革新工會重組成一個全國性聯盟,預計未來將形成一個新的全國總工會。革新工會接著著手建立跨部門的團結,儘管這一過程仍在進行中且尚未完全達成。目前最新的突破是組織了一個團體,此團體爾後演變成與國營企業勞工共組的議題式聯盟。為了應對今年(2009)即將到來的大選,革新工會已表明其政治立場,即他們將抵制選舉,因為新當選的政府將不過是另一個親新自由主義的政府。

事實上,革新工會具有提高群眾批判意識的能力。在2008年的五一勞動節,數千名革新工會的勞工包圍總統府,作為了工人政治權力的「象徵」。然而,革新工會是否具有真正的談判能力,足以激起對工人有利的政治局勢,這仍有待觀察。

策略的優勢與弱點之分析

工人運動在集權的新秩序體制中,已被「國家安全」之名搶占。儘管在鎮壓的情勢下,工人仍努力地建立主要是廠場層次的獨立工會。1998年的政治改革,工人確實在促成改變中僅起了微小的作用。然而,此改革雖不過只是新秩序體制下政治菁英的重組、以及產業結構調整成符合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整個包裹而已,卻仍激勵了工人擴大其運動和議題的範圍。

而在形式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方面,兩種勞工團體使用的途徑(即從選舉政治的內部或外部)都顯示出不同的長處與弱點,而且對於哪一個方法更有效至今仍未有共識。一方面,把政黨視為滲透並影響政府政策制定的手段,極易因為工會領袖由上而下與政黨做出政治利益交換的同時,成員在壓力下被迫接受而造成內部分裂。不過,這樣的方式可以讓工人在形式政治的範圍內,行使發揮作用的能力,雖然自上而下的過程再次表明了,組織內部對於政治教育與民主程序的缺乏。而另一方面,旨在提高人民對國家施加壓力的自覺性之組織策略,則主要聚焦於重構並振興工人階級的力量,意味著擴大組織範圍與散佈組織的價值觀,來反擊國家的霸權。正式勞動部門的非正規化,已激發革新工會提出新的組織策略倡議,包括組織工廠以外的群眾,譬如失業勞工和城市貧民。然而,採用此方式的革新工會,必須有一個長期的策略以行使和國家間的協商能力。

結論

簡而言之,在挑戰形式政治的過程中,印尼的工人運動仍被嚴重切割。對工會而言,選擇使用現行的形式政治手段往往是不成熟的策略,因為那樣的過程是自上而下的,反映了印尼民主進程的落後發展,過去舊制度的政治菁英仍能保有其權力的集中。

與此同時,另一種取向,即振興工人階級的力量,必須在切實可行的策略下做充分的準備,從最小規模開始來挑戰國家權力。事實上,這種方法要求產業工人或以「廠場」為背景的組織者,超越「廠場」的界線而把自己視為整體社會的一部分,而此社會為資本主義提供剩餘價值。在策略方面,了解地方與全國層次的權力關係,以及明白如何挑戰它並提高勞工的談判能力非常重要。工人運動也必須克服主要的障礙,即彼此之間的分裂已導致他們停止擴大其鬥爭範圍。提高人民的批判意識之過程,將有助於在印尼形成「更好的」民主制度。

註釋

1. Michele Ford, ‘United We Stand? Indonesia labour movement needs to consolidate the gain of 1998’, Inside Indonesia 86: April-June 2006.

2. Olle Tornquist, ‘Why is Organised Labour Missing from Democratic Movement’, Inside Indonesia86, April-June 2006.

3. 「新秩序」(new order)是蘇哈托1966年上台時提出來的詞彙,他認為以前的政府是在舊秩序的體制下,而他的政權則是在新秩序底下以資區別。

4. Fauzi Abdulah, Sedane Labour Resource Centre (‘LIPS’) 2008 semi-annual analysis report on Politics and Workers responding to the coming 2009 E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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