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曾討論「原始積累」，這是指現代資本主義必須建立在使直接生產者與其生產工具分離的基礎上，並且，生產工具與財富必須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大部分的人民一無所有，只能出售其勞動力才得以維生。另外，「原始積累」的過程是透過暴力達到的。歷史上具體的例子包括英國起於12世紀的圈地運動，在貴族與商人階級擴張農場的壓力下，小農被迫失去土地。也包括在所謂的「長16世紀（1450-1650年）」，歐洲殖民者掠奪南美洲原住民的土地，並迫使原住民族成為奴工（之後是黑奴），為殖民者挖出大量貴金屬，正是這些掠奪而來的貴金屬被大量運往歐洲，才使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擴張成為可能。

這種使人離開土地或生產工具的圈地運動，曾被認為只出現在現代資本主義早期階段，即其侵入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才出現，因此早已是過去式，不會出現在我們今日這「文明」或「民主」的「成熟」資本主義社會中。但如同David Harvey與Silvia Federici等人指出的，透過迫使人民離開生產工具而進行的資本積累本來就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同時，晚近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neoliberal globalization）本身就是另一波圈地運動。

儘管包含台灣在內的大部分東亞社會並沒有全盤推動新自由主義，然而就如同Aihwa Ong所指出，新自由主義在東亞的脈絡下是被選擇性地運用。這是一種經濟理性的算計，只有被視為具有全球市場競爭力的特定人群（例如高科技研發人員）才享有新自由主義所創造出來（或重分配）的財富，相反地，被認為不具市場價值的人群（例如小農經濟），不僅被排除於新自由主義所創造的財富之外，也被剝奪生產工具與原先所享有的社會保護。

近來關於中部科學園區的爭議正體現這種圈地運動，也使我們赫然驚覺，原來原始積累就在台灣社會血淋淋地上演。高科技產業或許能使資本家們更順利地積累資本，也會為特定人群創造就業機會與財富，然而這將使園區周圍十多萬人口面臨流離失所的命運。首先，土地強制徵收將直接迫使園區預定地居民離開家園，並且，高科技產業潛在的污染問題將影響環境，將使農漁民賴以維生的生產工具－土地－無法生產，這是以另一種形式剝奪生產工具。另外，高科技產業驚人的用水量也將排擠農業用水，一方面這會使農民無法依賴土地而生產，另一方面也是將原屬於全民的水資源「圈」為資本家所私有。

也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這個過程中自然少不了暴力，在各種農漁民與當地居民抗爭的場合中，警力屢屢強力壓制請願的聲音，這便是國家暴力的介入。且當經濟發展與高科技廠都被當權者定義為所謂的「公共利益」與「拼經濟」的同義詞時，當地民眾的抗爭以及各種異議都很容易被視為只是不理性的反應，甚至是「暴民」行為。

再者，被「圈」為私有財產的不只侷限於物質上的天然環境與資源，還包含公部門。國科會與環保署都是國家機構，經費來源都是全民的納稅錢，也分別承擔推動整體科技發展與支援學術研究（是整體而非特定科技，是學術而非產業利益）與保護生態環境與人民的重大公務，然而國科會卻已被私有化，正如邱花妹日前指出的：「淪為替廠商找水找電找土地、乃至擋爭議的開發急先鋒。」而環保署，更在日前最高行政法院宣判撤銷中科三期環評後，視法律判決如同虛設，刻意曲解法令讓開發單位在已無有效環評下繼續動工，簡直已化身為受雇於廠商的私人法務代表，嚴重背離全民所託付的職責，使人民所應享有的環境保護受到侵害。

自然環境與資源，以及公部門都不應被資本家所佔有，伴隨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而來的圈地運動，也不該任其橫行。在這股全球逆流中，也只有草根性的動員力量能夠進行抵抗，從而，所謂的「不理性反應」或「暴民」，才是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