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03-16 * 中國時報 * 【何明修】
在朝野一片叫罵聲中，王清峰下台了，未來新任的法務部長馬上要面對的可能就是批准四十四件槍決令，這個爭議引發了肅殺叫囂的輿論。被激發出來的保守民意，不但封閉了任何理性討論的公共空間，也使得人權運動者所要追求的和平、寬恕、正義等價值，越來越不容易實現。
在台灣的各種社會運動中，這種反制動員的現象這幾年已屢見不鮮。教改運動者好不容易終結聯考制度對於教育的扭曲，但多元入學實施，卻引發要求「恢復聯考」的保守輿論。在解嚴時期通過的優生保健法，雖然是基於人口政策考慮，但也意外地讓台灣婦女獲得墮胎自主權利。沒有想到，宗教團體所推動反墮胎運動卻來勢凶猛，企圖讓合法人口流產的管道變得更困難。在反水庫、反核等環境議題上，運動者也面對了更嚴峻的挑戰，復辟的政策取向有可能特意引導出保守的民意，強力翻轉以往社會運動所取得的局部成果。換言之，台灣出現了「熱月黨反動」（Thermidorian reaction）情境，就如同一七九四年法國保守派的成功奪權，推翻了以往革命派所推動各種改革。
為何會出現這樣「走回頭路」危機？一個可能即是社會運動者太急於實現理念，在還沒成功營造出來穩固的社會基礎前，就先以政治力量來取得成果。在兩次政黨輪替之後，我們都看到了社會運動者是有機會取得政府職位，掌握決策權力與公部門經費，或是說服政治菁英的支持。政府對於公民社會的開放性，是我們值得珍惜，並且引以為傲的民主化經驗。
但是很不幸地，這也開啟另一項國家主義的誘惑，也就是說，社會運動者將精力放在政治場域，他們積極遊說政治人物、參與立法過程，而忽略了與更廣大社會公眾對話、宣傳、啟蒙的工作。國家主義的路線是抄捷徑的，由上而下的改革是依靠科層體制的命令管道，以及威權性的資源分配。就如同恩格斯所說的，革命即是某種階級意志強壓在其敵人階級身上，社會運動者固然可以很快地打擊其頑固的對手，但是卻略過了改造即有文化的過程。國家主義的危險即容易引發被政客所操縱的反制動員，一旦進步性的政策對上了保守的民意，結果很可能是社運的徹底潰敗。
哥倫比亞大學Jean Cohen教授曾指出，社會運動必然同時兼俱政治策略與集體認同的兩種工作。很顯然，國家主義的問題即是社會運動忽略了集體認同的建立與改造，而將運動成果全然寄託於政治策略之上。追根究柢而言，人民的價值觀才是社會改革的動力來源。如果對人性的尊重能成為台灣社會根深柢固的價值，那麼人權團體所追求廢除死刑、轉型正義等訴求，都是比較容易達成的。
事實上，晚近以來，不少台灣社會運動團體已意識國家主義貧困，開始更積極採取集體認同策略。當「教改」被政府收編與扭曲之後，教改人士將注意力轉向基層，自從一九九八年以來，社區大學在全國各地開花結果，實踐人本教育的理念。同樣地，去年九月的澎湖博奕公投也顯示，只要運動者願意真誠地說服人民，讓人民有自主選擇的機會，社會運動所追求的價值是可以打敗財團與政客。
（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