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徐沛然
書名直譯，叫做《瘋女人，或不可理喻的女人（An Unreasonable Woman）》。不平而鳴卻是瘋癲無理，那什麼又是正常人呢？
四百多頁的中譯，很難閱讀或評價，唯可確定，台灣該比美國還需要它。讀著書中台塑廠長這句話「…我們所有推動的計畫都本著追求不斷進步的企業哲學精神，環境的優良品質也包含在內。…（p.116）」，很令人精神錯亂，因為攤在我眼前的C報年節旅遊A10版，竟在推崇麥寮六輕環保公園。
我們當然不會忘記王永慶，永遠被主流包裹著塗上儉樸、勤勞印記的塑膠布，以為世人榜樣，卻更要記得政府曾傾國家資源對他挹注。
沒能補充這本書的英文資料，倒是在網上找到了它，距離休士頓約兩小時，估計就是這個地方…海泊鎮（seabrook），錫布魯克。 
看來像在海灣的底部，如果把地圖放大，會發現整個沿海地區外頭都包著應該是堆填起來的隄坡，沿岸的港灣幾乎都成了內海。 
我們還得繼續拉近細看。 
往內地伸去，都是有著彎彎曲曲的道路的大型住宅區，也沒什麼了不起。不過當我們再把視線往北…白閃閃，四方方的、圓圓的，卻都是大型工業區和不知名的儲存槽…。 
再往北，海灣的底端，海泊鎮所在海灣的最北，更是…白色的地獄。流到黛安的蝦網裡的工廠污水，該是來自這兒。 
環保界的另份重要著作，是瑞秋（Reachel Carson）在六二年作成，至今仍廣為流傳的《寂靜的春天》。瑞秋在戰後的首個十年，向極為自負的現代化理論示警。她發覺了，直至今日仍為許多台灣老輩人用以概稱殺蟲劑的DDT，對生態造成毀滅性作用。在大量生產的年代，美國向全世界傾銷它的工、農業產品與制度，殺蟲劑正是製造富裕美夢的利器。七○末、八○年代初，瑞秋所擔憂的沙丘鶴們還在海泊鎮飛翔，輪到黛安（Diane Wilson）對突然佈滿海豚死屍的海洋產生恐懼，寂靜的海灣。「瓶鼻海豚位於食物鏈的頂端，是墨西哥灣體質健康與否的指標（p.158）」，而污染者，人類，仍將是損害生態的受害者。
乍覺這是現代化的歷史變遷，時間、地點的關係卻很值得深思。八○年代，也是人間雜誌大量報導台灣工業污染的當兒。台灣的工業發展和我們所居的生產鏈位置，讓污染性的產業，以及像是處理廢棄五金的末梢工業，幾乎摧毀了環境、土地。深埋的污泥，直到今日都還不斷出土，許多產業卻在今日又移往更落後的國家。彷彿現代化的必然，不過黛安卻透露，即使在中（台）美剛斷交的七○年代末，換言之，在談論「次帝國」的九○年代之前十五至二十年，台資，或以書中所稱的「反共的王永慶」為例，早就以帝國附庸，甚至直接就是帝國主義的姿態，與先進國共同對世界範圍內的土地和農、漁民進行剝削，輸出糟糕的工廠制度。
政治的黑幕永遠保存著經濟支配者們最大的集體利益，而壓迫沒有國界問題。比較雲林、彰化幾十年（直到今天）不間斷的工業開發問題，和晚近更多台資往中國大陸設廠，黛安警示我們，「團結」這項複雜功課，仍待我們去辯明。
眼前是這樣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排除性的政治，黛安與我們卻身在現實政治之外。她花了許多時間，發覺自己與罵她的人「…根本是不同星球的人，抱持的理念不同，語言也不通，即使語言相通也還是無法溝通（p.173）」。她說「戰爭或許就是這樣才爆發的」。令人洩氣，不僅台塑老總、官員、台塑的律師和反對台塑的律師，就連至親、多年友人，都在這個主流社會關係裡。
我們已知自由主義政治，其本質只能是「協商」。資本家、官員、民代的腦袋所想，是對抗爭者行動不斷進行拖延。天真的黛安，誤信王永慶而與他見面後，辛苦卻和平地發起的幾乎由自家幼童組成的示威，因此被陰險的政治掉包，「…與董事長的對戰被掉包為與工人的對戰 （p.250）」，支持企業榮耀的工眾，怒罵黛安的家小。民意代表像她遇到的鎮長，是搖擺狗，「…一下子像水蜜桃酒一樣甜蜜蜜，說要你提供意見、要你支持，過一個月，又出現在你家門口，要你別多事，滾出康福港（p..165）」電話中的法官也是，不明究理嘲弄黛安「我想，我言盡於此。年輕人就是愛耍嘴皮（p.136」。這些人都認為人類應該理智溝通，而地方發展只有單模式單目標，就是配合資本家。並且，這兒暴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最陰暗面，原來不需要政府長期租出偏遠土地給財團興建新市鎮才會產出企業城，只要在已有市鎮的地方給土地蓋工廠，資本家便能夠控制地方的興衰。這是真正徹底的委外（BOT）經營，只要同意建廠，那麼資本家便樂意捐助鎮上所需的資源，民代、媒體、官方，都將替程序背書，更重要的是透過毀掉初級產業來獲得人力。他們口中的理性溝通並不存在，企業捐款就是利益輸送。利益人士於是罵黛安「…我以為環保團體是要幫助社區，沒想到妳們的目標是想毀掉社區領導人辛苦打造的一切。...；妳只是要台塑關門而已，妳從頭到尾就只想搞垮他們，跟環保一點關係也沒有。妳是補蝦的，妳反對進步，所有跟捕魚不相干的事妳都排斥。…（p.104）」有了工廠就有了發展的資金，政治人物也就安穩，但人們卻不斷地被捲入新工廠、新訓練，在企業的最大獲益中領取基礎維生所得。
是的，我們只是要台塑關門而已。
瘋女人轉求助於富有運動經驗的「環保」「律師」，卻遭遇更痛苦背叛。基進律師布雷朋，誰想得到，原先就像是黛安的啟蒙者，卻也像那些搓湯圓的官員，腦中只有協商。布雷朋先從原先被黛安視為的基進，到逐漸讓步、背叛，原因其實滿單純。他們都在體制裡玩這場遊戲，認為環境問題是社會衝突問題，而社會衝突可以求得共識，任何事都得以用條約、協定予以補救，目的是迅速回到發展的計劃。甚至在四十多天要人命的絕食抗議後，律師還只想著在協議上附加各種要求、促成皆大歡喜。黛安結束了絕食抗議來使協議生效，但是台塑反悔，律師則已盡到責任。對這個利益群來說，「期限」即法律即金錢，儘速開工才是要點，反正少量的抗議者必定撐不過企業的龐大資源。
暫時撇開令人惱怒的政府、企業主，透過布雷朋的例子所提出的，是群眾與代理人關係的嚴格質問，也是關於運動路線的爭議。這讓黛安處在抉擇的張力，因為在令人灰心的體制內、窮困的市鎮裡，同樣會出現偷偷將機密資料送給黛安的那種似乎帶有內在進步性的官員，讓黛安「…擁有比我還重要的人需要、但卻沒有的資料（p.135）」。縱然她知道「核准機關就是設來核准的（p.330）」，卻同時又要對（也是布雷朋建議的）各種環境保護法律的可能性作抉擇（在她來說應有聯邦法為參照）。
回顧台灣的環境運動歷史，我們也和她一樣。就像書中提到，五輕在警察保護下，於九○年九月開工，我們認識的運動史便大約自此轉向專家、代理人、法制。說點後話，環境運動經常訴求的「環境影響評估」實際上完全是西方的發明，如果我們知道官僚在層層頭人的下方最多只能「依法行事」、只管任內與份內的事，且任何法律都可能為了減低賠償損失而朝向「補充、修正」，那麼，無論體制內那些「戰友」再怎麼表現出善意，甚至台塑的路易斯安那州確實歷經計劃腰斬，對法律與體制的限度的反省仍須嚴肅以對。如果恰是環境破壞的無法回復，使得環保運動時常不在意協商而訴求翻盤，那麼面對以協商為其本質的體制時，我們不可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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