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徐沛然
曾喪志地幾乎成功「自殺（p.342）」的黛安，透露身心崩潰的警訊。然而長期與這些傢伙打交道，亦使她而認識了權力最真實的樣貌。她發現「專家」、「知識」其實就在抗爭者自己的身體裡，「權力」當然也是。
有關資本主義體制、支配政治結構的部分，尚稱好批評，比起無情律師的背叛更令人心碎的，恐怕是黛安最熟悉的瓦利（按：不是瓦礫）所說、恐怕也是多數漁民心中的話「…要是妳肯罷手，他可以幫漁民弄些好處的。媽的，妳照他的話做，之後，或許我們就能讓化學工廠稍微站在我們這一邊，幫我們對付公園和野生動物部門（p.68）」。
瓦利是真性情的，他甚至與支持台塑的工人、嘲笑黛安的補蝦人都同款。他潑的冷水在某種程度上很是真心，因為漁民已經夠弱勢，如今還得擔心污染的消息傳出後，對此地魚貨帶來更多打擊。漁民的態度讓她長期處在孤單的處境，這其實也是社會運動經常性的困境。自覺理性的常民（ordinary peaple）常以社會運動敵對方的姿態現身，然而我們又絕不能夠簡單地批評他們無知、無意識，或愚蠢短視近利，因為「普通人」所思考的焦慮的眼前的生存問題，往往也是社會運動無法承諾給予、直接與立即幫助的。
面對身邊許許多多長期表現出無情態度的人，黛安選擇更富有反身同情心的態度，她深知遭遇的是自己的生計、村人的生計，是面對大自然的抉擇，是個人最純粹的相信，以及，是用身體換來的答案。最後我們看到了，台塑的怪手駕駛員說「誰沒有補蝦的親戚？（p.66）」然後替黛安劃了重要的施工地圖，補蝦人也圍在黛安差點沒沈沒的船邊默默支持。描述這些場景的時候，她提醒，運動需要思考如何連結眾多富有差異的、認真地思考自己的家庭生計與家人的、不滿的，甚至很討厭社會運動的普通人，因為她知道自己也曾經是。
聯合再困難，黛安也並不是完全孤立。狠心地在絕食七日後才現身的社運者瑞克亞伯勒漢就是支持者之一。瑞克亞伯勒漢抓著這麼多組織團體，會不會使得他也是個竄權的代理人，很值得深入。不過多數時候只是輕輕點醒黛安某些必要的運動主體問題、陪伴，使得他的匯聚眾多抗爭者的「傳道」般的社運辦公室，還不這麼快成為社會運動的盜穗人。
另外，除了黛安蝦房裡的女伴，越南新移民也是黛安的重要幫手。這些「越南示威者根本不在乎。他們新來德州，有著夢想，因此有純淨的力量，十分不可思議，而且他們對此的信仰比任何人都要虔誠，沒有任何東西，也沒有任何人能阻擋他們的示威遊行。」但或許我們同樣必須注意，越南新移民在這個時代與地方，是相對更受壓抑的社會群體，涉及與德州白人補蝦人之間有所矛盾的種族問題，不過書中再沒線索讓台灣讀者理解這部份的差異。
同樣涉及文化、社會背景的，還有很容易直觀地落入女權觀點的性別議題。黛安多次提及她生長的五旬節教派背景，她的故鄉是保守派大本營的美國南部，而且是七○年代。種種深具地方感的原因，使她深刻體會到「德州南部一直以來都自成一國，…我們自有一套規範。女人絕食抗議行不通就是行不通（p.285）」。雖然這不代表今天、台灣，性別壓迫會輕到哪兒去，但除了給她更多尊敬，所謂「自成國度」應該要複雜的理解。
現身在相對保守的美國白人州，允許我們正面地那怕是更加激賞的看待黛安對環境的情緒，包括她、她與父親的對話所描寫的身體記憶，與勞動、自然韻律的關係，但是也要小心過份鄉愁。德州可是極右派大本營。循著這樣的感覺及同樣的語境，她所謂「熱情團結的島」的脈絡是否值得持續不加批判的適用，也要小心，畢竟她認識的是解嚴前五年的真實的陳定南，不是陳定南的公事包。
換句話說，她在某個歷史時刻，對「在地感（361）」凝聚起來群眾，有著熱情的認識，卻同時可能忽略了這些運動語言的危險性。我們或許要謹記，在地感與黛安被貼上的「保守蝦人」標籤幾乎是同義反覆，誠然土地認同可以產生群聚，但也正是這種頗有純粹與本質主義味道的團聚方式，可能排掉了那些越南移民，在地感與保守或進步之間的關係很複雜。
脈絡性地與文化性地理解這本書的寫作背景很重要，在同樣的意義下，我們也就不能認為瓦利瞎掰「你以為我們這國家怎麼來的啊…這地方可是有好長一串的反抗史，我可是正港的美國人。（p.242）」。在自由主義政治充分體制化的美國，某部分的社會科學界對社會和歷史的認識，其實跟瓦利所知的世界是同樣的。在這兒，社會運動只是幫助社會自由多元的形式，抗爭受接納的程度是有限的、極端是不允許的，這仍是先前提到的那張「協商」面具。
這些複雜的社會文化脈絡有待持續補充和辯論，在有更豐富的相關知識以前，對於黛安最後深沈地感覺，或許更可以先放在她作為個人的感受和情緒。她提到「有人跟我講了，好吧。當我安靜下來，為了聽那些話而努力閉氣，我聽到的是一個女人可以拒絕緞帶和珠飾，但她最好別拒絕自家縫的衣服。因為若她拒絕了，她會付出慘痛代價。如果她拒絕了，每個人都會拋棄她，誰還會在乎她？地域會先凍結一切。一個女人只能坐在那裡，自己，一個人，直到審判之日來臨。……說來奇怪，冒著生命危險有時反而讓人有種解脫感。海是這麼告訴我的。雖然她的左胸長出汞污泥超級基金場址，右胸冒出一大串氯乙烯、鄰苯二甲酸，但她還是選擇原諒，就像慈愛的祖母一樣。（p.417）」，暴露了唯有黛安個人才能體會與承受的，因堅持抗爭而導致「家庭關係的風險（p.390）」。這毋寧是社會運動再怎麼強調豐富多樣的連結形式，都很少論及的部分。
最後必須說的是，兩位台籍的推薦序寫得真不好。前者對「人生的意義」有浪漫祈願，後者則推崇「人生的抉擇」。黛安，她沒得選。要不放棄海灣與捕撈，要不就得起而抗爭。顯然，黛安的行為既不被他面對的人們所理解，也不是早已將自由多元政體內化了的台灣所能理解：抵抗者，有所「不得已」；如果拒絕無法成為選項，就不是真自由，那麼就讓人生「成為一場絕食抗議 （p.313）」吧！
最後的最後，黛安使用的「不斷更換電話公司」來躲避斷話危機，或許對運動者來說頗帶有深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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