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05-21
* 旺報
* 【記者王超群/整理】

 評論解讀針對富士康集團的「九連跳」事件,9位學者聯名發表公開信,直指大陸以「世界工廠」樣逐步積累的財富,其實是踩踏在「原子」般無尊嚴的勞工身上。當年中國共產黨員高唱〈國際歌〉:「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而今思之,格外諷刺;改革開放、經濟轉軌過程確實「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難道另外大部分的人只能墮入無法翻身的絕境嗎?

 自今年1月分以來,富士康集團已經發生員工跳樓事件9起,造成7死2傷的慘劇。這些20歲左右的年青人,為什麼在人生最美好的時期選擇離開這個世界?逝去的生命讓我們痛心不已,更讓我們在個體心理層面之上去思考「世界工廠」及新生代農民工的前途問題。

 在過去卅年裡,中國依靠數億主要來自農村的廉價勞動力打造了一個出口導向型的「世界工廠」,實現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但與此同時,勞動者的基本生存權利長期被忽略:我們以「農民工」的身分為藉口,以平均低於第三世界的工資水平來支付他們的勞動報酬,使他們無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於城市與農村之間,過著無根無助、家庭分離、父母無人照顧、孩子缺乏關愛的沒有尊嚴的生活。

 勞動者被長期忽視

 我們從富士康發生的悲劇,聽到了新生代農民工以生命發出的吶喊,警示全社會共同反思。我們呼籲國家立即終結以犧牲人的基本尊嚴為代價的發展模式。

 當我國的一些產業在全球產業鏈低端占有越來越多的市場份額之時,我們注意到與GDP增長並存的貧富差距擴大現象,以及勞動力價格隨就業壓力被壓低、勞動者話語權被持續忽視的社會事實。

 如果說,以廉價勞動力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是改革初期中國在資本匱乏等歷史條件制約下的一種策略性選擇的話,走到今天,這種發展戰略已經暴露出種種弊端。勞動所得的低下導致了國內消費需求的長期不振,削弱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內在動力。

 低人權難持續發展

 發生在富士康的悲劇,更說明了這種發展模式在勞動者這一方的難以為繼。對於新生代農民工中的很多人來說,自他們走出家門的那一刻起,就沒有像其父母輩那樣想過再回家做農民,就此而言,他們是踏上了一條進城打工的不歸之路。當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時候,打工的意義轟然坍塌,前進之路已經堵死,後退之路早已關閉,身陷這種處境中的新生代農民工在身分認同方面出現了嚴重危機,由此帶來一系列心理和情緒問題─這正是我們從富士康員工走上「不歸路」背後看到的深層的社會和結構性原因。

 我們認為,以「低人權優勢」維持的發展是不可持續。今天的中國資本充足、國力強盛,已經具備了轉變發展模式的條件和能力,依靠國家、企業與勞動者共同的努力,切實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一定能夠有效防止類似的悲劇重演。

 我們呼籲所有企業在提高農民工待遇和權利方面做出切實努力,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企業公民」。

 富士康集團自1988在中國深圳建廠以來,迅速發展壯大,工廠已遍及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以及中西部地區,擁有60餘萬員工。富士康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子產業製造商,全球代工大王,世界五百強的第 109位,連續7年雄踞中國大陸出口企業榜首。富士康的今天,離不開廣大農民工的心血汗水。

 農民工成真公民

 作為一個強調企業社會責任、回饋社會、關愛員工的行業領袖,富士康理應還給勞動者一份有尊嚴的工資,為勞動者過上正常的、有尊嚴的生活創造基礎的物質條件,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企業公民」。

 我們呼籲地方政府為農民工住房、教育和醫療等社會需求提供政策保障,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社區公民」。

 農民工的待遇和尊嚴不限於一個企業,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國問題。農民工在城市中安家生活,碰到的最大障礙是住房、子女教育和醫療等問題。我們呼籲國家和地方政府拿出切實的舉措,為農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創造條件,讓他們成為真正的「社區公民」,分享他們親手創造的經濟發展的成果。作為改革的實驗區,深圳的崛起離不開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的艱苦付出。

 深圳市2008年底實際人口超過1200萬,其中戶籍人口只有228萬,正是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外來人口的貢獻,才創造了深圳市今天的繁榮富強。作為改革的受惠者,深圳市政府理應改善農民工的生存處境,拿出解決農民工住房、教育和醫療等各個方面的具體方案,繼80年代作為經濟發展的領頭羊之後,再次爭當新世紀社會發展與社會公正的垂範者。

 最後,我們呼籲新生代農民工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彼此的生命,用積極的方式來回應勞動者今天的困境,爭取基本的勞動權益,保護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權利。像兄弟姐妹一樣團結互助,提高自我救助、自我保護與自我管理的能力。並與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一起參與到推動社會進步的宏業中,共建一個讓每個勞動者都活出尊嚴的和諧社會。

 (簽名:沈原、郭于華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盧暉臨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潘毅為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戴建中為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譚深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沈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任焰為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敦福為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