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員工連續輕生墜樓，全球最大電子代工企業富士康近來成為媒體焦點。在抗議富士康「準軍事化管理」模式的同時，有人發問：富士康的其他廠區發生過這種事嗎？如果輕生事件與二代農民工問題相關，在富士康深圳廠區，這種相關性表現在哪裡？不是每天都還有好幾千人排隊搶著要進富士康嗎？
確實，探討富士康深圳廠區的問題，公眾和媒體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其規模的龐大，工人的眾多。富士康大股東、鴻海老闆郭台銘為公司辯解時也提到，好幾十萬員工，想要防止輕生，也不是說做到就能萬無一失地做得到的。
可是，這樣「城中城」式的大廠區，三、四十萬員工住在裡面，它和外面那個城—深圳—又是什麼關係呢？富士康廠區從超市到游泳池，從醫院到在職補習，社會設施似乎應有盡有，但好像還沒有設立殯儀館（郭台銘和廠方也還沒有表示要為去世員工舉辦任何追思儀式），出了人命，仍然需要深圳市政府的服務。
深圳市政府及其所屬各部門，似乎只是在這個意義上才出現在最近的相關報導中。無論市長、公安幹警，還是工會或勞動部門，深圳方面永遠只是面對公司，面對作為一個在地營運公司的富士康。沒有哪個公家機關與具體的富士康工人有任何直接的關係。
戶口制度築起高牆
這裡顯示的，正是戶口制度在富士康連鎖輕生事件中的真正角色：絕大部分富士康員工都不是深圳「居民」。深圳對於他們，只是一個地理名稱。對他們的日常存在來說，這個名稱不代表任何市民生活和社會議題。
如果不是通過「富士康」這個標誌，他們對於深圳也不具備實體意義，僅僅是一個又一個的外來工而已。他們的居留許可，都是通過公司辦的。沒有富士康，深圳不認識他們是誰。
在富士康招工辦公室外面大排長龍的應聘者，也許不是沒有別的工作機會，但很可能別的廠家無法同時提供位於深圳市區的宿舍，或者無法提供如富士康那樣的配套服務。應聘者們尋求的既是一個電子配件廠的職業機會，也是從農村進入城市的希望中的跳板。
富士康當然並沒有義務滿足他們這個希望，可是弔詭的事情就發生在這裡。中國的城市需要的只是農村的勞動力，而不是「遷徙」意義上的擴張的社區。戶口制度不但幫助城市築起了防止隨意遷徙的高牆，而且還巧妙地分離出農村人口的勞力本質。即：只允許農村人口在有契約擔保出賣勞力的有效階段裡，可以生活在城市的地理範圍內，而且還要他們的僱主保證他們只在指定區域居留。這是富士康之類廠區大規模擴張的政策基礎。這些廠區可以配置起非常現代的人性化設施，裝扮出大廠區、小社會的表象，但骨子裡仍然是利潤至上。由於員工並不是來自廠區所在的當地社會，這類廠區的社會責任常常被當地政府劫持，無法轉換為員工及其家庭所在社區的受益。
結果，「大廠區小社會」表象下掩蓋的，是資方和都市地區政府的合謀共構，他們攜手努力，共同剝奪了進城農民工的社會屬性，實現了將工人作為純粹勞力壓榨的最大可能性，同時把通過生產改善職工家庭所在社區的社會責任全部轉變為勞工的個人負擔。
如果你在中國的經濟起飛和高速發展中找不到如孟買、墨西哥城、馬尼拉那樣的貧民窟，不妨換個眼光，到聚集數十萬工人的富士康廠區來，看看中國城市的政府怎樣一邊抽取產業分紅，一邊為資本提供最佳勞動儲備軍，一邊持續擴大城鄉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