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位於香港的「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re，AMRC），固定發行有以英文出版的季刊Asian Labour Update，每期都有一個專題，來報導評論亞洲勞工及工運的現狀。2010年夏季號（75期）的專題為「亞洲勞工的國際串連經驗」（International Solidarity），因近年來勝華、洋華、富士康等高科技業的勞資爭議案，再次帶動台灣工運圈進行國際串連的嘗試，因此這一期的專題文章或可提供我們更多借鏡。此期專題文章的英文全文可見此鍵結（PDF格式）。本篇導言由蔡志杰翻譯。
照片說明（從左上至左下，順時鐘方向）：抗議者在紐約悼念富士康的自殺勞工；印尼工會與工運人士抗議泰國政府鎮壓紅衫軍的行動；香港勞工向蘋果及富士康抗議；台灣工會與社運人士以行動劇抗議鴻海的自殺工廠。 照片來源：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印尼工會KASBI。
在亞洲，勞工的國際串連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與策略呈現出來，例如聯合抗議、倡議、杯葛與連署活動等。幾乎沒有例外的是，這些努力僅侷限在社會中小部分的有組織勞工，及若干支持的公民團體。這些行動有多大效果？我們能從其中學到什麼？更重要的是，這些經驗如何促進串連能夠隨著時間而鞏固、提升動員能量以挹助當下議題，並以整合的國際策略來對應勞工的共同問題呢？為了對抗全球資本造成的分裂與毀滅，許多工會及非政府組織（NGO）不斷追尋這些問題的答案，包括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在內。
國際串連在當前的全球化脈絡中變得不可或缺。因為近年來政府的新自由化政策，引發勞動彈性化、勞務外包、引進移工及系統性打壓工會的效應，有組織的勞工，往往因為這些效應而失去集體協商的能量。亞洲國家為提升勞工生活水準而一心投入的、出口導向的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模式，其可信度在2008至2010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中遭到重創。以中國為例，非常清楚的是，國內生產毛額（GDP）及外資的成長，並不表示勞工的福利也會隨之提升。過去20年中，中國出口的快速成長，卻導致製造業就業的下滑（1990至2002年，從5390萬降至3730萬），以及薪資佔國民生產毛額比例的下降（1992至2006年，從大約63%降至不到40%）。同時期私人消費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亦下降，從大約47%降至36%（附註）。當勞工的生活被推至極限，自發的勞工行動便不可避免：自殺（在中國的富士康）、野貓罷工（在中國的本田等案例），以及因為無良僱主無視勞工合理要求而引發的憤怒暴動（孟加拉）。但政府仍然拒絕對於資本的有效管制，使其繼續自由無阻地尋找無組織、權利被剝奪的勞動力，引發勞動基準的下降，而資本的利益卻極大化了。
在此脈絡下，對於勞工來說，如要奪回喪失的能量，國際串連便為必要。亞洲或全世界的勞工，基本上都被無人性的、榨取利潤的資本所支配，經濟成長能夠自動為勞工帶來利益的迷思已經全然破產；對勞工來說是危機也是轉機，國際串連跨越國界，才能夠維護社會及經濟發展的基本需求，把人的基本需求放在資本利潤之前。
國際串連可以不同的形式出現：不僅是南北之間（發展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串連，也可以是南南串連或北北串連。不論什麼方式，其主要的原則就是基於平等夥伴精神的真正階級串連：例如當德國汽車工人發動罷工時，越南勞工可以聲援；或類似的狀況發生時，韓國三星的勞工也會聲援其美國廠的同事。
照片說明：來自「美國通訊工會」（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CWA）、Santa Clara大學及其他團體的美國勞工及環保運動者，在加州聖荷西（San Jose, California）的三星工廠前散發傳單，告知員工在三星韓國工廠發生的勞工白血病職業病抗爭。 照片來源：美國通訊工會
在本期中，我們嘗試分享幾個國際串連的案例，這些經驗有助勞工提升他們的能量，並對勞工運動的跨國串連作出堅實貢獻。
譬如，國際聯合行動的最常見形式，就是南方國家的勞工組織與北方國家的消費者倡議團體合作。在商品的生產鏈中，品牌為了形象著想（Nike是經典案例），會採行「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的倡議，部分程度納進勞工與非政府組織的參與，當作是「國際合作」的範例。但在例如建築、非正式部門、服務業等行業中，沒有品牌商可作為標的，剝削似乎變得理所當然；工會放棄或無法順利在這些部門進行組織；相對地企業就更不用採行企業社會責任作為策略來控制或攏絡勞工。在Hilde van Regenmortel的文章中，她考察了企業社會責任對在地及國際勞工運動的衝擊，她提醒勞工團體，在相當有限的條件下，譬如納入草根團體或工會的參與，企業社會責任的計畫才能夠促進勞工對於勞動法令的意識，且這絕對不是國際串連的「唯一」形式。如果缺乏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嚴格批判，既有的國際串連可能會受到傷害，因為企業社會責任本質上是由企業而非勞工定義的，且不會在基層層次納入勞工的參與來提升他們的能量。以近來在中國爆發的連串自發罷工來說，即使是在一個結社自由與媒體遭受壓抑的國家，勞工還是能夠在缺乏企業資源或非政府組織的中介「協助」下，仍然展現他們的訴求。
本期中其他文章，展現了更具體的國際串連案例，提供我們建立有效、互助的勞工串連經驗。有一篇文章描寫了日本與菲律賓勞工團體之間長期的合作：豐田菲律賓廠勞工長期罷工，以對抗日本企業、壓迫勞工的政府及司法制度，後者重視日本投資者的利益大過自己國家勞工的利益，而日本的勞工團體支持菲律賓勞工的抗爭。另一篇文章描寫了南南串連的案例：泰國與阿根廷的勞工合作創立「反枷鎖」（No Chains）品牌的故事。透過一場「運動」，她們計畫建立屬於自己的永久性事業，她們呼籲周遭的人們透過合乎倫理的採購行為（ethical purchasing）來支持她們揭露大品牌商對勞工的剝削，以直接建立勞工與社會大眾的連結、促進勞工的能量並改變政策。最後，「中國勞動透視」（Labour Action China，LAC）提供我們關於香港與大陸勞工團體合作經驗的精采洞察。在珠寶工人矽肺病、超霸電池工人鎘中毒等這些案例上，香港團體以倡議運動來表示對工人的支持。香港團體工作的要點是，運動必須確保來自草根的團體是決策的主要決定者，且運動必須有助於基層受害者的能量提升，並有助於組織他們。
這世界上有數以十億計的勞工，大型的國際工會也有他們的國際合作方式，那麼，上述這些國際串連的模式到底有何意義呢？「國際工會聯盟」（ITUC）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國際工會聯合組織，由來自世界156個國家的超過300個總工會組成，個人會員總數1億7600萬人；像國際工會聯盟及其會員工會這樣的組織，無疑是基層工會可以藉以全球性地團結起來共同維護勞工權益的媒介。但實際上絕大部分的勞工、尤其在亞洲，卻是缺乏法令保障的非正式勞工，能夠輕易地被排除於結社權之外，勞工的國際串連無法等待大工會，而必須透過任何一種方法來進行，只要勞工還是行動的主體。
在未來的刊物文章中，我們將持續嘗試去掌握建立國際串連的最有效方法。
附註： Ajit K. Ghose, ‘Employmen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Labour 1. Organization, Employment Analysis Unit, Employment Strategy Papers, 2005, p.29; The Economist, ‘A Workers’ Manifesto for China,’ 11 October 2007, as quoted in Martin Hart-Landsberg, ‘U.S. Economy and China: Capitalism, Class, and Crisis’, Monthly Review, Vol. 61, No. 9, February 2010.
延伸閱讀： 關於台灣本地的勞工團體國際串連經驗，在苦勞工作站自身有參與的部分，可參考： 〈跨國團結反剝削：從台商年興紡織在尼加拉瓜的勞資爭議說起〉（PDF格式）
點閱 亞洲勞工的國際串連經驗 閱覽本系列報導全部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