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10-12 * 旺報 * 【（方磊／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學生.東吳大學交流學習）】
在得知劉曉波獲獎的時候，我很不爭氣地熱淚盈眶了。
自由廣場
台北剛下過雨，街道上鋪陳著一層淺淺的霧氣，由低往高，渙散開來。下午3點下課，回士林的途中經過中正紀念堂。
中正紀念堂前面，有一個廣場，名叫「自由廣場」。行人稀疏，平靜一如往常。然而，21年前的6月，這裡卻見證了一段刻骨銘心的民族傷痛。成百上千的台灣人，不分省籍，不分黨派，靜靜坐在中正紀念堂前這塊不大的廣場，為的只是聲援遠在千里之外的北平街頭的學生，他們謂之「同胞」的人。
他們之所以情緒激動，是因為他們對於反抗專制、追求自由的行動有著特殊的共鳴。就在不久之前，這個廣場的名字還叫「中正紀念廣場」。獨裁結束後，所有帶有個人崇拜和專政獨裁色彩的東西在島上漸漸淡出視野，廣場也因此更名。
擁抱自由的時候，那種人類最本色的姿態，最淳樸的願望，在每一個台灣人身上綻開了花。
在我還有些幼稚的時候，我也曾一度迷信過這樣的觀點：西式民主並非都是好的，你看看台灣現在的樣子就知道了。可是那個時候，我甚至連所謂「台灣現在的樣子」都不知道是什麼。
當我真真切切地觸摸這個溫暖而潮濕的太平洋小島時，才真正明白什麼叫「一抹銀灘，兩處天涯」。台北的街道乾淨而整潔，天氣晴朗偏多，但變臉極快。如果遇到下雨又忘記帶傘，宿舍的門口會很貼心地放上愛心傘，並貼著記得歸還的善意提示。走幾百米，便是學校附近最近的公車站，設施十分簡單，但路線告知清楚明確。公車班次不多，但一般不會擁擠。上車的時候，大家有序地排隊，每上來一個人，司機總會有禮貌地說上一句「您好」，下車的時候，司機又會很禮貌地說上一句「謝謝」。
這是我對台北最初的印象。
我是外國人
我來的第一周，因為有些手續要辦，學校軍訓室的老師騎著機車載著我在士林的大街小巷來來回回跑了一個下午。常常因為「陸客」的身分，得到許多熱情的招待，十分親切，也有點不好意思。
突然，他就怔怔地問我：你，你對兩岸統一怎麼看？忘記我怎麼回答的了。只記得當時搪塞了一下，因為害怕引起反感，又不想自作多情地描述我的「大中華」情結。
其實直到現在，這個問題我也沒有答案。
在台灣朋友的話語中，我永遠都是「外國人」。這並不代表所有台灣人都是「台獨」分子，這只是某個政治勢力執政期間普及的某種台灣的自我表述方式。台灣在長達幾十年的自我認同過程中，那種切膚的痛，或許是我們無法理解的。
只是每次這樣被人當作「異客」，都會觸痛我的神經。他們熱情洋溢地帶你去划船，他們和你穿梭在擁擠的夜市，他們騎著機車載著你在台北街頭狂奔，他們對你推心置腹，說誰誰喜歡誰誰，班上那個妹最正，他們幫你計畫好行程，甚至準備陪著你跑到遙遠的南部去撒野，可是到頭來，你還是「外人」，你還是要「回國」，你還是要拿著「入台證」，穿梭在不通的機場，不同的海關通道。
我就會生出一種任性的念頭：等到有一天，我要像愚公一樣，把那座無形的山，隱形的牆，活生生地挖掉，丟進太平洋。
心存希望
和台灣朋友聊到兩岸問題。
我說：兩種不同的政治體制導致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是不是兩岸認知錯位和話語代溝的根本原因？
朋友說：是。
我說：是不是也導致台灣人對大陸產生這樣的偏見──專制之下，哪有自由意識，哪有共同語言之說？又何談民族統一？
朋友說：是的，但是台灣的政治體制本身也存在問題。
我說：好，那是不是只要兩邊共同努力，互相鼓勵，改善自我，就有實現所謂「統一」的可能？
他說：有這種可能。
然後就在今天，曉波拿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台灣許多重要媒體的頭條爭相報導。不論祝賀還是諷刺，至少說明，對於同胞的命運，他們如此在乎。
我們都要心存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