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思－得獎之後

* 2010-10-22 * 中國時報 * 【吳典蓉】

　即使在得到諾貝爾獎前，中國民運人士劉曉波就已經是兩面作戰。一方面要面對官方的打壓，另一方面還要面對民運同志「妥協」的指控。同樣的，劉曉波得獎後，反對派中也出現劉曉波太溫和的批評，諷刺的是，他們和中共一樣，指控諾貝爾提名委員會有意操控中國民主化過程。

　關於這一點，我們這些前一波民主化的國家，可提供一點經驗。要向專制政權爭民主，其實是這樣的，先哄到再說，接下來歷史自然會接手完成任務。例如，台灣從只能有地方選舉、到中央增額民代補選時，反對黨內都會有一番論辯，「到底要撿拾統治者丟出來的雞骨頭」，還是要全面對抗，接下來的歷史證明，「先選了再說」，走一步算一步，民主總有一天等到你。

　左傾或支持社會民主的人如果不太喜歡台灣的例子，巴西似乎是個典範，在邁向民主化初期的一九八四年，反對派推動總統直選功敗垂成。當時部分民主派同意向軍方妥協，透過選舉人團推出在野黨派支持的總統，這些民主派都被批為「偽君子」；但歷史往前走了，後來不但自由派的卡多索當上總統，左派、擦鞋童出身的工運領袖魯拉，更在兩任總統任內，讓巴西成為金磚四國、走上大國之路。今天的巴西，其實有點類似中國總理溫家寶所說，「社會主義制度與民主政治是不相背離的」。

　當然，中國絕對不是一般國家；民主作為一種普世價值，因為中國的崛起而面臨最大的挑戰。這是經過一番歷史轉折的，根據政治學者David Shambaugh的研究，在六四之後，中共研究世界各政黨維繫權力的秘訣，並進行內部的改造，改變老人政治、建立領導人的接班制、任期制。去年，連俄羅斯的執政黨都向中共取經，了解政黨永遠執政及經濟發展的秘辛。

　更重要的是，接下來的快速經濟發展；連當年帶領天鵝絨革命的前捷克總統哈維爾都意外的說，專制竟然可與市場經濟在中國並存。劉曉波的不幸是，他在二○○八年年底起草零八憲章，而當時全球已陷入六十年來僅見的金融風暴，和西方資本主義相關的民主理念，也全遭波及。至此，已不只是中國能不能例外於民主化的論辯，而是中國是否有可能建立另一套和西方民主國家完全不同的模式。

　當西方對中國的崇拜者愈來愈多，中國自認這套模式可行時，大概連雞骨頭都還不用丟出來，可以說，對支持中國民主的人而言，現在還不是檢討路線的時刻，哈維爾以過來人的經驗建議，耐心和團結，因為看起來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