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張心華
書名：全球化下的亞洲跨國企業勞工──抗爭的圖像 編 者：張大業 翻譯：蔡志杰、徐子恒、林佩君、康世昊、劉珊伶、宋文揚、徐嘉蔚、劉念雲、王孟瑜、陳瑋楨、蘇盈如 出版：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發行：唐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7月 ISBN：978-986-85037-7-9 按此可見本書之中文版說明及目錄
閱讀《全球化下的亞洲跨國企業勞工》，猶如夏日的亞洲旅行，不再是觀光客的走馬看花，也不再是當財經記者的追尋台商之旅，而是進入亞洲各國的政經歷史，看到跨國企業佈局的策略之下，底層勞工的抗命與順命。
這本書是由2002年成立的亞洲跨國企業監督網絡（Asia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Monitoring Network，簡稱ATNC），由位於香港的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召集，選定韓國三星集團、日本豐田汽車和台灣大同企業等三家亞洲的跨國企業，透過日本、韓國、台灣、泰 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等多國的工運行動者與研究者參與，跨國協力，這本書已超越學術研究，更充滿對亞洲跨國工運總結與獻策的企圖心。
本書的調查研究，撰寫出三家企業在亞洲區各國的政經脈絡下，所採取發展策略，從而連結到勞工處境與調查。本書召集人，同時也是撰寫三星韓國總部篇章的張大業就提到，這本書是一本用勞工語言呈現的企業簡史。也就是說，研究者試圖把政府、跨國資本和勞工等三者的關係分層介紹之外，並緊密扣緊三者之間的關係，不論是研究方法或論述，皆是精采可讀。
參予此研究、同時主持本書譯成中文版的蔡志杰提到，此研究的寫作與出版，「實在是天時地利人和」，當時由西方國家NGO支援ATNC三年經費，參與研究案的各國成員，恰好工作穩定，能夠幾次跨國會議，協議本研究的研究目標和方向，使得每篇調查都能架構相同，串聯主題，相互呼應，實難得佳作。
閱讀之必要
開始進入這本書之前，先發牢騷，並藉此談閱讀這本書之必要。
島國台灣最怕被中國政經擠壓而邊緣化，但其實台灣早已自我邊緣化。台灣的國際新聞充斥奇聞軼事，對於重要議題，諸如：北美全球暖化引發的大雪、墨西哥灣漏油引爆的美國政壇風暴和環境議題、金融風暴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等，資訊片段扭曲，報導偷抄國際媒體，極少願意花資源派記者採訪，因此缺乏對這些議題的深入報導和詮釋能力，視野如井底蛙。偶然砸重金派出記者，常如瞎子摸象，報導若見描寫機場大廳景象，或引述計程車上閒談，讀者大可不必認真。
自由貿易浪潮不曾稍歇，台灣政府從1980年代的貿易開放政策，到加入WTO，近期與大陸將簽署ECFA，並加速與新加坡、美國等國簽署FTA，台灣資本家從關廠出走，到全球佈局，靈活思索如何在一波波自由貿易的政經局勢與挑戰下，進行全球佈局，並學習如何踏上國際。
在這些變局之下，台灣工運的也有因國際工運的串連而碰觸到國際議題，並主動出擊，如2000年初年興紡織和台南企業等兩個跨國串聯個案（附註一）。
在近年的工運抗議事件，金融業極為突出，從渣打銀行、匯豐銀行、花旗等外資銀行併購台灣本土銀行，到南山人壽被AIG總部出售過程，被併購行員工為求工作權和生存權而抗爭，牽動他們命運的正是台灣加入WTO、開放外資金融業的政策，而他們要對付的資方，不再是官股或本土金融集團，而是跨國布局的金控集團。
再看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後的幾場產業工運抗爭，被裁員減薪的台積電、勝華、洋華等高科技員工發動難得抗爭，到近期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的抗議行動。仔細分析，這些企業不再是關廠落跑的傳統產業，他們都是全球知名的代工大廠，擁有國際品牌客戶，在台灣籌資（上市櫃）和研發，設廠於大陸，佈局全球。在工運策略上，勝華抗爭成為兩岸三地的首次串連，但聯繫仍顯薄弱，洋華儘管訴諸國際品牌客戶的企業社會責任，卻僅鎖定總部在台灣的HTC品牌窮追猛打，不曾越洋跟韓國三星等其他客戶品牌告狀。富士康抗議活動，仍侷限在媒體訴求，缺乏更具體的實際連結。
閱讀此書之必要，從工運角度，工運若能連結上資本全球化的分析，或能思索新戰略，從中產生新力量和新行動。從思索台灣未來的角度，汝為台灣人，不能不知道亞洲事。不囉唆，從閱讀這本亞洲跨國企業研究開始。
閱讀這本書，有三種閱讀的切入方式，東翻西讀，皆有趣味。
閱讀方法一．亞洲視野
台灣何去何從，思索台灣發展，必得要放在亞洲脈絡。這本書的第一種閱讀方法，是抽取各國的政經章節，來拼湊出亞洲發展史。
台灣的發展道路，從未脫離亞洲發展中國家之路。亞洲各國與台灣都懷抱著相同的發展夢，縱然各國政治皆有不同，經濟發展軌跡卻極為相似，從1950到1960 年代，保護本土產業的進口替代政策開始，到1970到1980年代四小龍的成功開始鼓勵產業外銷創匯的出口導向政策，其中，1980年中旬，日圓在廣場協議下大幅升值，日本企業開始移往東南亞，隨後，韓國和台灣跟著日本腳步，也開始成為東南亞的資本輸出國。支撐經濟的勞動大軍是離土離農、進入工業化的勞動人口。
更大的轉折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東亞多國為挽救經濟，在IMF要求下，重新調整經濟結構，採取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以更開放的貿易政策，加入世界的分工體系，其中，以泰國為最，積極和日本等國簽署FTA。可惜此書未曾探討，中國在1990年底開始改革開放之路，到2001年宣佈加入WTO，中國成為東南亞在代工位置的勁敵，大陸與東南亞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競合關係，實有遺憾。此外，此研究落筆於2006年，也未曾處理2008年到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之後，東南亞和中國政經的轉變。
綜觀亞洲各國發展，約略都可見各國面對發展中國家的命題，而擺盪在兩條迥然不同的經濟發展道路，第一條是經濟自主發展，第二條是捲入世界分工體系。總得來說，亞洲各國在1950到80年之間，縱然發展出口導向政策，仍不願完全開放國內市場，堅持自製率、內外銷比重等，仍企圖建立產業後向聯繫，以發展在地的產業供應鏈，保護本土產業與民族資本。蔡志杰就指出，大家往往把出口導向工業化當作東亞經濟發展成功的關鍵，而忽略此時間仍同時保護國內市場，維持進口替代政策（p.433）。
然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東亞多國加速走向第二條路，尤其是IMF要求經濟結構重整，各國政府亟欲引入外資挽救經濟之下，採取新自由主義路線，加入取消貿易壁壘，以開放國內市場，換取製造業卡入世界分工的位置，唯一抗爭力量來自民族資本等既得利益者，底層勞工只能被攤平在世界地圖上，被迫與其他國家勞工更低的競爭勞動條件，難有政治發言權。
這兩條路徑，究竟哪一條能通往經濟發展之夢？台灣即將簽署ECFA和更多的FTA，加速自由貿易之路，島嶼卻僅有統獨的狹隘思考，不見對自由貿易的反思與論述。考察亞洲，反觀台灣，更能有新的思索切入點。
閱讀方法二．亞洲勞工的共同命運
探討亞洲跨國工運，最常陷入民族性格溫馴或強悍之說，第二種閱讀方法是抽取亞洲各國的勞工處境與抗爭篇章，就可以理解亞洲工人運動力量微弱的社會現實，來自兩股惡勢力的壓制，一是來自國家威權性格的鎮壓，二是跨國資本分化勞工力量的伎倆。這兩股惡勢力，或因各國政情、民族性格不同，或有強弱之差異，若說韓國、泰國、菲律賓工運強悍，這三國政府和資本對付工會幹部的手段則更為粗暴。
在本書中，共同可見的是，亞洲發展中國家為謀求經濟發展，爭相開設加工出口區，擬定的招商引資政策，除了提供經濟補貼與優惠，更要鬆綁勞動法規，限制勞工組織發展，以供應資本「溫馴而勤奮的勞動力」。同時，這些國家仍是威權體制，勞工運動、工會力量往往伴隨民主運動發展，而成為威權政府積極鎮壓的民間力量。比如，馬來西亞在1990設加工出口區，採用產業關係法，保證五年內凍結勞資集體協商權利，以保障雇主利益（p.61）。
透過跨國比較，跨國資本運用哪些惡招，讓人一目了然。一是選址，就選在法定工資低、缺乏工會組織和網絡地區。二是性別篩選，電子業尤其以女工為主力，有意識排除愛鬧事的男性勞工。三是薪資制度，儘管跨國企業在母國可能採取高薪資和完善公司福利的政策，在資本輸出國，卻採用當地薪資標準，甚至可能設計低底薪+高加班費的薪資結構，誘導與迫使這些國家的勞工自願加班。
四是運用外包供應鏈、家庭代工等生產模式，外包生產體系不僅可讓生產彈性，外包廠規避勞動法規，採取更低的生產成本，家庭代工成為自我壓榨的勞動機制，分布四散的外包廠，讓勞工更為分化，組織串聯更顯困難。實際上，在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之下，以大陸來說，在政策上開放外包轉包，台商因應危機的方案之一，就是加速外包。商業周刊歸結韓國三星能安度2009年經濟危機的原因之一，把原本外包給台資等其他企業的訂單收回，訂單供應自己工廠的產能（商周1152 期，附註二）。
五是保持一定比例的非典型勞工，跨國資本在1950到80年代運用非典型勞工，是在農業轉工業時期，鼓勵農閒的剩餘勞動力來打零工，協助工廠趕貨，屬於季節性勞動力，不過，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跨國資本在管理上保持聘僱一定量的非典型勞工，與正職勞工競爭，以壓低勞動成本。所謂的非典型勞工，包括約聘僱員工、契約工、學生實習工、移工等，例如，資訊電子產業在大陸會使用派遣工取代正職，又如，馬來西亞、泰國等縱然是勞動力輸出大國，仍可見跨國資本使用尼泊爾、緬甸、柬埔寨、印尼等鄰近更貧困國家的移工（p.245）。非典型勞工便宜又聽話，難有反抗條件，遑論加入工會組織，資本正是藉此壓低正職勞工籌碼，壓制勞動成本。
閱讀方法三．企業人格診斷
這本書的三大主角是三星、豐田和大同，表面上，三家都是跨國企業，實際上，性質卻大不同，簡單區別：三星是韓國財閥，豐田是實業起家的跨國集團，大同僅能算是有國際化努力、事業版圖仍以台灣本土為重的集團。
首先，要區別跨國企業資本積累方式之差異。
稱呼三星為「財閥」，是三星在崛起茁壯過程，與韓國政權深切交結，從中取得壟斷市場，或得到資源，創辦人、地主之子在日本殖民韓國經濟時，靠著為日本收購韓國稻米等小貿易生意，挖掘到第一桶金。直到朴正熙軍政威權政府時代，採取計劃經濟、出口導向政策，鼓勵重工業投資，三星以豐沛的政商人脈，取得政府資金和優惠政策，結合日本三洋、NEC等品牌，拿下韓國市場，外銷美國，其後，1980年進行後向聯繫跨入半導體，1990年成立通訊等其他部門。三星的財閥實力，不僅是金彈充裕，更是政商關係亨通，三星第二代經營者李健熙因逃漏稅而犯法，去年底卻得到總統李明博特赦，顯然可見其影響力。
三星目前是以資訊電子產業為主，但在崛起發展過程，並非如此，直到在1997金融危機之後，韓國政府為挽救深陷危機的財閥，發動企業體質改善、事業部門交換等政策，三星才會分割纖維、化學等部門，放棄汽車、重機等事業，把資源全力投注在資訊電子產業（井上隆一郎，p.285，附註三）。
三星賺錢的秘密，其一是代工大廠，掌握資訊電子產業的關鍵零組件生產，跟台灣代工為主的科技大廠較勁和廝殺，多項零組件都拿下全球代工第一的寶座，更重要的是，它發展自有品牌，打下國際市場。因此，解釋三星的跨國布局，不能只以追逐低廉生產基地來歸因，更必須區別三星有些動作為打入當地市場。
要理解豐田集團，卻必須放在不同脈絡。豐田集團是以汽車為主的產業資本，目前已傳承到第四代豐田章男，擔任第11任社長。豐田的強大，既在掌握關鍵技術，又在管控成本，讓豐田車成為便宜又省油的國民車。其中，最為知名的是豐田的汽車生產方式，包括：即時生產制度、工站管理、看板管理，把工人訓練成多能工，應付飽和市場所需的少量多樣生產，並把工會納入管理一環，工會是以勞資合諧為前提，配合資方達成生產任務。
其次，要分析所謂的全球化，產業之間仍有差異。汽車產業的全球化，就跟IT產業大不相同。汽車產業都被各國視為保護性產業，在WTO前，各國採取高關稅保護，即使WTO實施之後，各國仍採取緩步調降稅額，外加配額進口措施。相對來說，資訊電子產業在WTO架構下，簽署資訊技術協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廢除半導體、電腦等200項產品關稅，使得IT產品幾乎已適用零關稅（經略中國佈局大亞洲，p.98）。
以豐田的跨國布局為例，它決定赴美設廠，起因1981年美日簽署出口汽車自主配額，美國限制日本車，豐田被迫前往美國設廠，用意在打入美國市場，剛開始與通用合資，之後獨立設廠。有趣的是，豐田為確保豐田式勞資合諧的管理生產制度，選擇落腳設廠的美國城市，往往都是美國汽車工人工會影響力較弱的地方（p.287）。
雖然豐田進入東南亞的時間點較早，不過，市場較小，豐田腳步較慢。豐田設廠以泰國為主，印尼為輔，菲律賓佈局更弱，直到 1997年之後，泰國加速開放自由貿易，與日本等簽署FTA，成為豐田打泰國市場，以及進入東盟的根據，甚至到2004年推出戰略車，這是充分運用東南亞各國生產網絡，推出針對發展中國家市場的車款。而對中國市場，豐田在1998年基於不能獨資為理由，放棄中國政府招手，直到2002年，加入WTO將對外資開放，擔憂進軍腳步落後，中國政府仍對汽車工廠採取保護措施，不能接受豐田只設立裝配廠，於是豐田與一汽合資，2006年又與廣州汽車合資，成立廣州豐田。
遺憾的是，本書分析三星的跨國佈局時，並未清楚區別，三星進入東南亞意圖是打入當地國的市場，還是追求低廉生產基地。
要特別注意的是，不管是三星或豐田，他們都是自創品牌。而台資集團卻多為「台霸」，專注在某項產品的國際代工，掌握量產的研發和技術，達到所謂的全球第一，賺取極為微薄的代工費用。這稱不上跨國企業，只能算是在全球範圍，追逐低廉的生產基地而居的游牧民族，包括鞋業、紡織成衣、IT產業等，台商的本能是壓低生產成本，以低價勞工和土地，得到訂單，即使營收極大，利潤卻極低。台灣跨國品牌屈指可數，僅有宏碁、華碩、HTC、捷安特等品牌。
再者，不同的資本性格，決定勞資關係和樣貌。
三星總部為了發展關鍵技術與發展品牌，在韓國採取打造貴族勞工作法。本書提到，三星在韓國強大的民主工會運動壓力之下，向來採取無工會政策，以賄賂、綁架、恐嚇等暴力手段，打壓組織者，不願意給工人政治權利，在1980年代末來勢洶洶的工潮氣氛下，主動以高薪資和高福利打造三星為貴族勞工，以繁複細膩的管理體制，打造忠誠度。
三星資本輸出時，並未輸出這套貴族勞工的管理，在東南亞並未給予勞工較高薪資和福利，僅採用當地的薪資條件，甚至更差的條件（p.49-51），三星在中國、泰國、印度、馬來西亞等國的工人，都沒有組成工會，多是以本文之前總結跨國資本弱化勞工力量的五種方法，壓低勞動條件，阻礙勞工走向組織化，一旦發覺工人有抗議動作，也會警覺地開除工人或採取個別疏離，作預防，同樣維持無工會政策。比如，三星在馬來西亞有一個公開的秘密，是馬國政府承諾三星十年都無工會，馬國政府曾運用法規，不承認全國性工會協助三星工人組織（p.247-8）。
以豐田式生產聞名的豐田汽車，把工會納入管理環節，成為豐田式管理特色之一。豐田工會因為跟資方關係良好，曾有協力廠出現勞資糾紛，工會一方面出面壓制協力廠工人的激烈鬥爭，另一方面成功讓協力廠讓步。泰國豐田複製豐田式生產，泰國豐田工會也同樣跟資方維持合諧關係，並與日本豐田工會緊密聯繫。不過，菲律賓、印尼、印度並未實施完全的豐田式生產，其中，豐田菲律賓工會的國際對抗是硬仗，這條國際長路轉折蹣跚，恰好可以看清楚豐田工會的運作特性。
附註
一：台灣跨國工運的串聯是由許多小團體組成的台灣聲援尼加拉瓜勞工工作小組及關注全球化資訊中心（FOG），在2001年協力年興紡織尼加拉瓜工會鬥爭，與2002年與台南企業薩爾瓦多工會進行串聯抗議。
二：三星成科技公敵，商業周刊1152期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webarticle.php?id=38707 三：〈重新架構經營戰略的亞洲企業〉，《經略中國佈局大亞洲》，經濟新潮社，2004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