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衍伸出來的文章相當多，為何只挑筆者和高金素梅，筆者除了深感榮幸外，也慎重的提醒翁英修先生你把筆者的三篇拙文和高金素梅揭發商周批評楊力州的言論和稀泥的東抓一句西扯一語混談，是不太負責任的觀後感。

翁英修先生說，紀錄片工作者所關懷的是弱勢。弱勢不分族群，關懷弱勢更是不分族群。這不用你提醒，否則你、筆者和楊力州為何選擇就讀南藝音像所！關懷弱勢族群無非是希望他們能早日翻身，如果越多有理想性的人投入，則翻身的機會越快。你認為筆者關心的是原住民權益的問題，這也沒錯，但你似乎對筆者不太了解，筆者過去的影像創作不只是關注原住民這個領域而已。

翁英修先生認為，一部片意涵要深要淺是導演來決定，外人的批判無損影片的價值。前者本人尚可接受，後者如果是翁先生的邏輯，那你還擔心我們外人批判《水》片嗎？你緊張什麼？在意什麼？翁先生辯解說，片子一定要碰觸到你們說的國家機器長期的壓迫這一層面才可以是一部紀錄片嗎？紀錄片不能輕鬆詼諧嗎？翁先生也是學院訓練出來的，不知道紀錄片的形式與內容是自由的嗎？問題在於楊力州是初學者嗎？不是。紀錄片因著議題、對象、區域、民族等的差別，對初學者來說鼓勵多於指責下循序漸進的逐步成長，其詮釋層面所涉獵意涵的深淺功力是階段性的成長，至於像楊力州這樣的老手當然不同，況且《水》片在多頻道多網路系統的播放，影響是深遠的。翁先生你寫這篇文章前可曾問過楊導演為何《水》片避開國家機器長期壓迫的深沉議題？可曾問過楊導演為何影片僅在悲慘的家庭自殺主軸線上強調個人「善良、樂觀」而已？翁英修先生還說，阿嬤在困境中堅強的生命力與樂觀面對每一天。筆者敢問翁先生阿嬤面對異常逆境的生活有選擇餘地嗎？影片中阿公怎會是「啞口無言的隱形人」？部落中相互支持與關係怎麼不見描述？難道泰崗部落只有這一家人？如果翁先生從觀影中僅能感染到阿嬤在困境中堅強的生命力與樂觀面對每一天，那只是安慰你空虛的心靈吧！假若你疼惜的跪地流淚又能怎樣？阿嬤又能怎樣？

「見樹又見林」是社會學入門書籍，但這本書有一個危險，它會助長個人主義啊！不過翁英修先生引用亞倫‧強森這段話值得肯定「如果我們能用共同工作、共同學習機會的方式，來改變種族關係的結構的話，刻板印象會比較容易崩解。」是的沒錯，但對泛原住民族的刻板與偏見仍盛行於台灣社會的當下，如果紀錄片製作團隊也帶有以上的認知，請問其製作影片經過播放後它的影響效果如何？刻板印象會崩解還是加深？因此拍攝具有民族性的原住民族任何議題的紀錄片工作者是否更應該小心。說到這裡筆者要請問翁先生你以為我在幹嘛！你以為筆者閒來沒事做寫了三篇拙文幹譙楊力州？你以為筆者願意得罪好端端的朋友？你以為筆者惡毒的攻擊楊力州這個具社會形象的導演？既然如此，筆者只好說明一下，7/4楊力州夫婦在花蓮，當時《水》片已引起社會擾動數天。小倩（楊夫人）打電話給筆者說力州希望能見面，想問筆者他到底做錯什麼事？筆者答應了（至少他們還尊重筆者）。後來小倩以力州頭疼為由希望延到次日傍晚見面，第二天他們沒再來電，筆者正在納悶…。7/5赫見楊力州以導演身份發表了一篇「說再見很難」的公開聲明稿。筆者看完之後，差點沒吐血！才決定放棄私下的檢討與批評轉為公開。要公開談大家都公開吧。

翁英修先生提到，如果就「水蜜桃阿嬤」影片延伸出來的商業行為的不當而要求楊力州道歉的話，那也太過於苛求。商周行銷這議題損害阿嬤的權益，怎能算到影片導演的頭上？筆者認為你至少也承認這是影片延伸出來的商業行為的不當，就這個角度要求楊力州道歉何來苛求？商周損害了阿嬤的權益就是因為發燒發熱的紀錄片成為重要媒介，這媒介的成分出了問題，製造媒介者可以推說是無辜的？誰相信這謊言？

翁英修先生認為，由高金素梅和潘朝成這幾天的文章看來，並沒有確定導演事先知不知道商周的宣傳操作模式，所用的辭彙是楊力洲「應該」知道商周的運作。（潘朝成在2007/07/15的文章指出「楊力州導演應該清楚商周募款方式及使用目的」）。讓筆者提醒一下，7/5楊力州的聲明稿說，…關於商周募款的方式及使用，我無法承諾也無權承諾。筆者相信他無法承諾也無權承諾，但他敢否認不知道商周募款的方式及使用嗎？筆者的拙文用「應該」是客氣的語氣，楊力州本來就知道商周的用途，否則影片的主軸為何那麼符合商周的宣傳操作？！這個重點請你思考清楚。從嚴格的角度來說不是共犯、幫兇是什麼？翁先生質疑，你們難道在下筆前都沒法找到楊力州溝通了解嗎？如果真如楊力州所說的，他真的不知情呢？那你們是否該寫一篇文章來道歉呢？筆者反問你下筆之前有打電話先找筆者溝通了解嗎？再說，假若楊力州知情的話，那你和楊力州是否該寫一篇文章來道歉呢？之前提出一個極為嚴肅但楊力州與商周至今還未回答的事，楊力州當初拿同意書給阿嬤簽名（事實上是女兒代簽的）為何沒有把一份同意書正本給阿嬤？阿嬤也明確的表明說她不知道同意書的內容（請看《水蜜桃阿嬤續集》），如果是光明磊落的事，同意書內容為什麼不說出來呢？為何視當事人的權益如糞土？這已經牽涉到法律、道德與倫理的問題啊！這如果不是欺負、輕視、利用弱勢的原住民是什麼？！翁先生你不必牽扯到宗教，筆者在談這件事和偉大的宗教有何關係？你說阿嬤的女兒也替楊力州導演澄清過，導演沒有承諾教育基金的事情，希望拍完能幫助她水蜜桃好賣一些。事實證明楊力州很賣力的幫阿嬤推銷水蜜桃，楊力州拍攝小組和阿嬤一家人也相處的有如一家人。筆者認為這件事的來龍去脈翁先生並不清楚，請製作團隊回想看看，他們拍攝半年的期間待在山中和阿嬤家族與部落的人談些什麼？有隨性或聊天中脫口談了什麼？部落的人也不是傻瓜，他們也有自己的判斷。嚴重的是拍這個悲慘自殺議題的紀錄片，導演說只是幫阿嬤推銷水蜜桃（商周方面的運作導演怎不告訴阿嬤家族）。翁先生你清楚水蜜桃的盛產期僅是從六月底到七月底嗎？窮人家若能以合理價格賣完辛苦照顧一年的水蜜桃是欣慰的事，但也只是減緩貧困的時間而已。拿著豐厚的影片製作費拍拍屁股走人的製作團隊，讓阿嬤靠「善良、樂觀」面對生存的壓力？翁先生你對人的尊嚴與價值標準這麼低？若是楊力州和拍攝小組真心的認為和阿嬤如一家人，那楊導演該如何處理家裡的事？

翁英修先生說，「要確認楊力州是否老早就參與整各「消費」阿嬤的不當募款的商業行為，或是他只是一各商業操作下的棋子，以高金委員認真鍥而不捨的態度，以及國會助理的幫忙蒐集資料，多花一兩天的時間調查，就可以知道是哪一種狀況，不用也不必猜測楊力州是否為「共犯」。若能提出不造假的證據出來，也能讓紀錄片工作者未來與財團合作有更多的警惕，以免落入「共犯結構」。向楊力州苦苦相逼，要他道歉，是否有失公正？是否槍桿對錯標靶？筆者認為，這個案子當然可以成為紀錄片工作者未來與財團合作有更多的警惕。或許在商業運作下楊導演只是一顆棋子而已，但是影片主軸的鋪陳他是擁有主導權的，只是棋盤上處處架起預設立場，阿嬤家人成為楊導演的幾顆棋子，勝負在拍攝前就已經決定了。那麼是誰把槍桿先對錯標靶？對誰公平？

翁英修先生也提醒說，政府做不到的地方，由民間力量來關懷，由紀錄片工作者的拍攝喚起更多人重視原住民處境、看到社會中需要幫助的人，這有何不對？…紀錄片工作者關懷弱勢卻被用有色眼鏡觀看，那原本該有積極作為的公部門呢？原委會呢？立院呢？在沒有水蜜桃阿嬤這部紀錄片出現之前，公部門替水蜜桃阿嬤做了些什麼？ 如果公部門真有積極作為，哪會有「水蜜桃阿嬤」這部片的出現？筆者認為以上的論點都不錯，那為什麼楊力州導演不在影片中認真的討論呢？公部門、原委會（應為原民會之誤，原委會是原子能委員會的簡稱）、立院做得不夠好的地方應該提出討論與批判，讓閱聽者知曉，否則紀錄片的社會功能將大大打折。就這部《水》片來說，閱聽者能了解多少真實的部落情況、社會制度與結構問題？

翁英修先生說，潘朝成在〈蒙蔽自己眼睛的紀錄片工作者 ─ 兼再回應蔡崇隆先生〉一文中又提到，「蔡先生說的沒錯，作為紀錄片工作者，我們可以從這個事件學到什麼？而不是去分辨誰才是壞蛋。筆者認為，在不刻意人身攻擊的前提下，一切都可談。」這看的讓我頭皮發麻！最先開始是誰在說誰是壞蛋的？誰說誰是共犯、幫兇的？誰在刻意抹黑說導演鼓勵他們上電視的？這些都沒有先澄清是你們搞錯了。筆者也頭皮發麻的告訴你沒看清楚前三篇的拙文吧！當時筆者並沒有說楊導演是共犯是幫兇的，請搞清楚再批判吧！你似乎有理的辯護，其實忽略一個重要癥結，就是最初誰讓阿嬤他們多頻率及多網路的上電視（以紀錄片形式）？上于美人的電視節目是誰牽線、誰鼓勵阿嬤和家人去參加？你說誰的頭皮不發麻！

翁英修先生最後提出「原漢」問題，筆者認為是值得討論也應該討論，因為當代的大眾社會多少願意反省但仍舊是不夠的。你說嗅出一些微妙的氣氛，以後碰到「原住民」議題，那一切都要非常小心！以後就算只想拍攝出原住民豐年祭的喜樂，都要小心落入「種族主義」莫名的仇恨裡，一不小心又要被要求禁播或是道歉。若筆者以同樣的標準說翁英修先生是福佬沙文主義作祟，翁英修會同意嗎？會接受嗎？難道原住民提出原住民族議題的檢討與批判最後都要落入血統論與原住民沙文主義嗎？告訴你，這些年來一些漢人朋友導演拍攝原住民族議題的紀錄片有不乏佳作，如，李道明《排灣人撒古流》（1994）、林建享《森林日記》（1998）、王念慈《阿嬤的祕密》（1998）、邱若龍《1930年的霧社事件與賽德克族》（1999）、湯湘竹《海有多深》（1999）、簡史朗《回歸土地之夢》（1999）、後視野傳播《山林的記憶》（2000）、曾文珍《冠軍之後》（2000）、郭珍弟與張淑蘭《希‧音拉珊》（2000）、王盈舜《阿山》（2000）、顏蘭權《地震紀念冊》（2002）、莊益增《我的知本日記》（2001）、蔡一峰《誰來聽我說》（2002）、林建享《光影中的旋律》（2003）、郭笑云《梅子的滋味》（2004）、關曉榮《國境邊陲》（2007）、超視「調查報告」、民視「異言堂」等（族繁不及備載）。以上的紀錄片多能成為「原漢」溝通很棒的影片，也是提供社會教育的好教材，我們感謝與敬佩這些導演與相關工作人員的努力。其中林建享、曾文珍、王盈舜、莊益增與蔡一峰等導演都是楊力州導演在南藝大的學弟妹，試問學弟妹做得到為何楊力州不做？所以嗅覺靈敏的翁英修先生為何不能嗅出《水》片的其他氣氛，真令人遺憾。再者，翁先生認為拍攝原住民豐年祭，都要小心落入「種族主義」莫名的仇恨裡…。筆者認為你的「種族主義」與仇恨的標籤也太輕易貼上吧！這也是受影響下的偏差意識形態。拍攝原住民豐年祭並不是拍攝者身分的問題，也不是攝影本身的問題，任何人拍攝原住民豐年祭的前提是尊重部落的禁忌與規矩，不要再當成客體描述，最後作品的態度才是關鍵。

楊力州導演真的如他所說的，陷入一陣莫名其妙的火網中？請理直氣壯的出來捍衛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