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六步一跪」那般引人注意，青年樂生聯盟的張、許兩位學生日前悄悄收到法院判決書，判處拘役五十天、緩刑三年。更早幾個月，則是另外兩位甫自碩士班、博士班畢業的聯盟成員莊、楊，被檢方要求四十小時義務勞動、緩起訴。上述四人並非樂生抗爭中的個案，事實上近四年來已有十數位成員分別遭到傳喚，或當場扣留。

而樂生抗爭亦非近年獨有的學生抗爭，日前已有數位在學生或因反高學費抗爭，或於工會秘書任內參與工會罷工而在現場遭到拘捕、事後起訴。恰逢「解嚴二十週年」，政黨之間為爭奪民主象徵性而爭鬥，但或許樂生的「學生犯」能揭露台灣社會的自我困局與矛盾，讓我們重新認識「解嚴」的意義。

首先是社會對於民主、自由的自我催眠，原該是經由社會抗爭擊垮壟斷政商之統治者的景象，卻因為政府開放選舉政治，而保留了政府「公」的地位，進而她的政規仍佔有指導性。順著解嚴，一九八八年公布「集會遊行法」，遂將各種社會抗爭予以形式上的體制化，原先為了反抗政策暴行的行動反而變成一種例行公事，以「保障公共」的名義，把工運、反核、婦運、原運切割為「他人自己的事」。

對於社會大眾來說，這似乎意味著政府合法化了群眾行使抗爭的自由，殊不知，正是過去嘉年華會般的大規模、不分彼此的群眾示威，才使得政府不知所措。今日抗爭者在「合法」範圍內被迫自宮，整個社會也因相信選舉政治「公共」的民主形式而拋棄了自由，處處收起原來對「違法」示威者所抱有的共鳴。結果，政府得用更彈性的手腕控制社會反彈，而這個手段之中包含了社會自己。

這是台灣社會內在的深沉困局，不覺「戒嚴」與「民主」其實都是政府作為有機變形體的權力施展形式之一，無時無刻不在創造新的機制，從觀念與實際上掌握了社會中的人。當然，也不能說社會毫無反省表現，因為「社會公義」的呼聲總是不斷出現。以近二十年來的印象來說，每逢政府稍顯腐像，自然而然的會有一種聲音呼籲「學生站出來」，但從此只讓我們轉向社會的第二層自我矛盾，或說是悲憐式的自欺。

早從釣魚台事件、美國宣布斷交、九○年代反萬年國會，和近年的反貪腐及對反貪腐的反制，或者護台灣與對護台灣的反制，社會總是表現出期待學生站出來的景象，不但將學生視為公正、公益、理想性，而且認定政府一定該傾聽學生的聲音，進行改變。於是，凡有學生聚集呼喊，大眾們總是掏錢捐物資，彷彿一切卑劣、罪惡的事都將因為學生的揭露而真相大白，「正義」終將伸張。

但是，從樂生「學生犯」的例子我們可見，那種將學生推向純粹性之顛峰的社會潛意識之表現，實質上是社會對於自身的不確定感。此份可能瓦解自身的力量過張將導致自我反撲，是故樂生抗爭亦逐漸被形塑為「過度」理想。當社會抗爭原先就該具有的理想力量正要發威，包含著社會自身在內的權力結構開始要求學生面對現實，這意味著「純粹與理想」死在社會自己的手中。

這是台灣內在的至少兩層困局，它的來由不單是政府的強力霸道，更是社會與統治結構所共同導致。解嚴二十年了，然而今天要問的並非誰幫助台灣解嚴進入民主，恰好相反，我們該問的是：誰促成了統治的力量用新的形式，阻止了社會反抗中一個個堅韌的身影被更清晰的閱讀、相互理解？以及是什麼力量使得社會力量向自身萎縮、把「公共」讓渡給官府？我們要問的是：是誰使得民主不再可能？

今日若要問解嚴意味著什麼？是一小撮人所霸佔龐大的政商利益結構，轉由稍大的一撮人所霸佔。除此之外，從「學生犯們」的身體抵抗，既被認定為聲張公益卻同時要被刑罰的結果看來，那麼也只能對其戳痛了社會自身而稱幸。她／他們幫助我發現，多麼令人疑惑、驚懼的，於「民主時代」要求國家解除其對社會的強制、控制、壓抑，已不再可能；在「自由社會」呼籲社會深切反省、以身體支持並抗拒不公義亦不再可能，而短期內，解嚴前的社會理想將不再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