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的台灣勞資關係 再度沈淪？ 勞工朋友 期待←失望←尋找新偶像？
三一八大選的結果，讓許多勞工朋友充滿了期待，期待勞資不平等關係的調整，期待勞工在公共事務上的發言地位能夠提升。新政府發布陳菊出任勞委會主委後，許多人雖然頗感意外，但是陳菊的社運背景和關懷弱勢形象，也讓人們有足夠的理由對她懷抱希望。然而，在阿扁延攬、拜訪眾多資本家，縮短工時支票又有可能成為芭樂票時，對阿扁有所寄望的朋友不免有所怨言。尤其，勞委會提出的縮短工時、縮減外勞及調高基本工資等三大政策，經濟部已公開表示反對，更加深了新政府勞工政策跳票的危機。
其實，台灣民眾太過習慣將政治的清明及社會的改革寄託在個人身上，而忽略了社會結構的因素，認為不需要變革社會結構，單憑少數人的掌握國家政權就能讓弱勢者翻身。這當然是過於天真的想法。在過去，馬克思曾經將資本主義國家視為「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管理委員會」，是資本家的工具。這種說法長期被人質疑，尤其是在人民民主權利擴大、福利國家成形後，「國家」更被一些人視為社會各階級、各團體可以在其中角逐、施力的中立領域。
姑不論過去時代「國家」的性格為何，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時代「國家」與大企業間的親近關係早就清楚明白。自一九八Ｏ年代起歐美各國的新自由主義風潮，就是以減少國家干預為名，削減社會福利、限制勞工權利、壓縮工會活動空間、推動公營事業私有化，讓勞動者蒙受了極大的損失與傷害。除此而外，國家更以包括對外政策在內的各種手法，力圖擴大大企業的利潤，並通過政府改造，使國家能更有「效率」、「魄力」的為企業服務。而台灣的自由化政策正是歐美模式的本土版。
當然，台灣有自己的發展脈絡，和歐美未必全然相同。但是想到台灣長期親密的政商關係，看著羸弱的工運力量，我們沒有任何樂觀的基礎，也沒有理由認定「新中間路線」必然讓勞資地位趨於平等。從新政府的種種佈局來看，陳李政權的延續性相當高。只不過兩者差別或許會在於：新政府可能將調整政商關係，讓政府較為清廉而有效率，讓「政府是為企業存在的」的意義更為彰顯！
所以，勞工政策跳票與否不是阿扁或陳菊的良心問題，而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只有體認到這些結構面的問題，勞工朋友才有可能將種種期待和怨嘆化為實際的努力。如果勞工們想要追求一個新的、比較平等的勞資關係，避免阿扁的新中間路線過於滑向資方，只有靠自己的實力。在全球化時代，面臨日益高漲的失業率，我們應推動以縮短工時來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同時該思考如何避免在縮短工時後，讓資方又以變形工時拿回失去的利益。而要改變長期不平等的勞資關係就亟需改革台灣工會體制，將廠場工會改造為單一產業別的工會；而如何在財稅、社會福利等課題上提出另類的思維、如何克服勞動彈性化帶來的勞工原子化、分散化等課題都是我們要認真面對的。
面對新政府上台後的勞工政策，單純的期待是下下之策，勞工朋友該是告別過去對政治人物「期待—失望—尋找新偶像」循環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