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馬影展系列座談(四)擦撞 ─ 看鏡頭下的生命與其出路

2005/05/10

  紀錄片裡,拍攝者與被攝者間的關係,永遠是個值得被探討的課題。拍攝者用鏡頭捕捉被攝者的真實生活,拍攝者用作品詮釋,但被攝者仍有他的生活要過。鐵馬影展在4月20日的「擦撞 ─ 看鏡頭下的生命與其出路」座談會中,邀請了幾位紀錄片導演及評論者,來探討這裡面的問題。

【鏡頭是權力?】

  曾以紀錄片被攝者為研究對象的桃園縣桃籽園文化協會執行長顏毓瑩就說:「紀錄片的被攝者,如同是學術論文中的被研究者,那個生產過程和生產關係是很像的。」顏毓瑩之所以想做這個題目,主要是她自己也做過被攝者,顏毓瑩表示:「但拍攝的過程中,有非常多的衝突,而在影像呈現時,也依舊讓我有非常不滿意的地方。」

  曾經在許多紀錄片中作為被攝者的輔大心理系教授夏林清也說:「我被拍的時候,都是社會運動者被採訪被拍,但都警覺到裡面的權力關係,而且幾乎拿這個關係沒辦法。」

  主持人世新大學社發所助理教授陳政亮提出一個問題,這個關係,能不能以「我與被攝者變成好朋友」來消解? 除了朋友關係之外,顏毓瑩說,紀錄片嚴格來說是拍攝者、被拍攝者一起共同做出來的。但在現有的紀錄片產出機制中,拍攝者有免費的場景、角色、腳本與聲音,但作者只要取得被攝者的放映同意書,就能夠不限頻道的播映。這樣的關係,卻是整個紀錄片產出過程中,甚少被提及的。

【作者入鏡可以解決矛盾?】

  羅興階的許多作品,常常可以看見他自己出現在影像中。紀錄片工作者羅興階的想法是:「光榮戰役我一絲不掛在入鏡,我也對自己的挑戰,我們對攝影機拍別人,能不能也拍自己。在拍浪人的時候,我比浪人還早出現在影片裡面,我先拍車窗中映出的自己嘴臉,然後我再看浪人從腳從影子,慢慢的出來。」

  而再生計畫更是特別,羅興階因為拍攝和中船的工人相處了六個月,結果在一場勞資會議中,勞方的表現讓羅興階氣得跳到鏡頭前大罵,臭罵在場勞工一頓。

  這一段場景,也讓參與座談會的聽眾好奇,到底和吳乙峰的生命中,吳乙峰跳出來,責罵被攝者有尋死的念頭,兩者間,又有什麼相同或不同之處。

  夏林清認為,其實兩部片子她都看到了一些值得探討的東西,就生命這部片子,夏林清說:「我看到了吳乙峰置入了一種平行關係,就是他和他父親的關係,他爸爸對他的無奈,是有意的置入,這種平行的出現和無力感,我認為我看到吳乙峰在生命一片中出現了他自己。」

  夏林清則問在場的羅興階,不僅僅是這些相處六個月的中船員工,作為一個長期和工人相處的紀錄片工作者,這六個月和中船員工複雜的情感,我知道你看到複雜性,你怎麼在經驗他,你怎麼選擇把生氣放到片子中,你跳出來生氣大罵,應該也想表達工人運動中的某種看法,我是從那個地方在理解你。

【社運與紀錄片】

  羅興階承認自己的出鏡,是個涉入的過程,對他自己而言:「紀錄片的拍攝,就是要讓作者、被拍攝者、運動者這三個元素整合,成為社運的能量。」

  但社運紀錄片不代表可以免除作者、被攝者的關係,夏林清就說,放在社運的觀點來看,觀者、拍者和被拍者三者的過程,就是身體力行,即便是觀看者或被攝者,對每次的經驗作累積和意識,隨時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

  不過這個過程要如何達到?羅興階希望至少能有座談去瞭解並討論故事背景,不論是不識自詡為社運紀錄片,只有單方面的影片播放呈現,是相當可惜的,觀者、拍者和被拍者彼此間除了透過影片看到彼此之外,並沒有更深的累積。

  可是就算是社運紀錄片,難道也只有做到觀影時或觀影後的溝通或接觸嗎?顏毓瑩認為,紀錄片的被攝者常常只有在拍攝期間參與,一切在終止拍攝時結束,這個情況,並不會因為是社運紀錄片會有消滅。

【萬民皆祭司】

  一位參與座談會的牧師表示就說,他曾經在蘆荻社區大學修過紀錄片課程,就他本身的信仰和上課接收的學習,會希望紀錄片能達成「萬民皆祭司」,也就是透過紀錄片的推動,都知道作者是怎麼回事,自己也成為作者,成為很大力量。

  顏毓瑩目前在社區做基層組織工作,其中一個工作就是教導社區居民拿起攝影機,拍攝自己社區的故事,然後和當地第四台合作,一個月提供一支帶子。

  其實類似的實踐全景基金會已經進行多年了,他們長期訓練一般民眾拍攝自己想拍的紀錄片,裡面也有許多好的作品出現。

  不過一名聽眾也提出一個問題,紀錄片拍攝工具逐漸降價,開始普及,這和拍照很像,目前手機、數位相機可以拍照,但常常變成狂歡、湊熱鬧,反而沒辦法有反省及進步空間,「萬民皆祭司」指的到底是什麼呢?

  也就是當紀錄片達到「萬民皆祭司」這種人人是觀者,同時也是拍攝者、被攝者時,彼此尊重、彼此溝通、彼此批判、彼此前進能不能達到?這恐怕是所有推動紀錄片普及化的工作者最大挑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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