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同意

2005/10/26
所謂的「色情暴力」對兒少的影響到底是什麼?很難有明確的實證;如果帶著各種各樣不同的意識形態看,則各方對於兒少到底該接觸哪些「色情暴力」的材料,將會產生出差異極大的各種觀點,差異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於主流將「色情暴力」完完全全將兒少區隔開的看法,被定為一尊,甚至被賦予國家及法律上的宰制地位,這種區隔,對於兒少,或者他們長成之後對於性與暴力的態度,影響是什麼、會不會照著主流的劇本走,已經是成問題的了,從兒少保護的觀點看,區隔不見得是好的作法,但當我們討論到分級制度的時候,重點卻剛剛好不在「兒少的保護」。 分級制度,從出版擴展到網路,處處都是以保護兒少為名,夾帶保守的意識形態、企圖消滅社會上一切的差異,當這種意識形態的鬥爭,上升到國家的高度的時候,它就與國家機器結合起來,形成新的統治力量。這種統治形式,剛剛好和過去威權時代的統治方式不同,它是「由下而上」地結合了民粹式的認同、以民間組織的方式來發動,配合後威權時代國家的轉型,政府機關樂得由「民間」主導,進行思想警察的取締工作,以避免政治責任;特定意識型態的民間組織,也就趁此機會取得國家機器的權力。 這使得現代國家越來越架構在一整套「發自民間」的統治結構上,而非依靠傳統的一套官僚系統與威權體制,新的統治形式,越來越難找到明確的權力核心、也越來越難以顛覆,這一個趨勢,恰好與1980年代雷根、柴契爾政權以來,新保守/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相符,在經濟上,國家退出,由跨國資本接手;在政治上,重建家庭的規約、排拒一切在其幻想中,將對家庭產生威脅的行為、製造社會中的假想敵;政權於是不再是由白宮、唐寧街10號,或凱達格蘭大道彼端的尖塔型建築物所代表,而遍佈於每一個人身邊。 今年連宋大陸行期間,發生機場滋擾事件,警方以社會撻伐「關刀男」、「彈弓客」暴力行為的「民氣」,戒嚴式地封鎖桃園機場,事後未受到社會的反制,之後在一切的群眾場合,警力運用明顯愈發肆無忌憚;意識型態的主導權,是一個在持續不斷鬥爭中的場域。去年12月白米炸彈客楊儒門被捕後,民間團體發動聲援行動,當時也有藝人白冰冰等,結合另外的民間團體,進行「反聲援」的動作;經過近一年的時間,聲援團體不間斷的行動,雖然未能給與楊儒門在訴訟上的實質幫助,但也已成功地在主流指責「暴力」、「犯罪」的保守意識形態環伺的局面中,殺出一條血路,讓人得以認識所謂「暴力」行為背後的社會因素與動機、讓人意識到壓迫與反抗的差別。 特別是今年8月發生的高雄捷運外勞抗暴事件,1717名泰勞集體縱火、丟石塊、毆打管理人員,一開始媒體及社會主流論述多以「暴動」、「依法論處」視之,但隨著背後的弊案漸漸浮出檯面,現在多少人敢說「抗暴無理」?誰敢說聲援高捷泰勞墮落?但我們卻看不到楊儒門事件中反對聲援的民間團體,在高捷案中,明明默認了弱勢者的暴力,其實背後是當權者的壓迫與剝削,但卻絲毫沒有自我檢討兩案的異同,反而對自己的雙重標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繼續與國家統治法權合謀。 意識型態鬥爭以普遍的道德作為號召,而以法律與制度作為其欲奪取的灘頭堡,現在日益甚囂塵上的「保護智財權」的宣教活動,就是最佳的例子,大批藝人、唱片公司,透過偶像明星的包裝,將盜版與偷竊、搶劫畫上等號,增強其正當性基礎,再以法律的形式落實。假借民粹行使的國家權力,唯一面對的方式,只有反抗,只有大聲地說出「我不同意」,才是唯一有效的策略。就在昨天,10 月25日,原先承載若干「公共化」期待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組織法」,在立法院過關,藍綠政黨在立法過程中機關算盡的政治盤算,已讓人對未來的NCC運作不敢樂觀。NCC迅速成立,但是NCC背後的「公共」基礎,卻盡付闕如,而我們是否曾經思維過,「公共領域」的成形,與民粹式寡頭之差,只在前者是在各種「不同意」的雜音中顛簸前進,後者則是在一片「同意」的共識下披荊斬棘。 在昨天,10月25日,所謂「網路分級」制度,也繼「出版分級」之後上路,同樣假關懷兒少之名、同樣盛裝著純潔意識型態的外衣,分級制度只是將更多以兒少之名被認為「不適合」的內容,掃入黑暗的角落,其結果是讓黑道等國家外的暴力,可以掌握的「非法」資源增加,並無助於這些「不適合」內容的減少;但保守的意識形態,何曾真正的關心過這些「不適合」作品增加或減少,他們只在意刺傷他們眼睛的內容,膽敢在只屬於他們的檯面上,招搖過市。限制級的背後,更有「逾越限制級」的刑法235條,隨時準備伺候;這個社會,形式上越來越民主的時候,實質上卻越來越禁錮。 該是我們說出「我不同意」的時候了。 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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