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House Is Not a Home

2005/08/16

  「A House Is Not a Home」,民國83年大學聯考英文科的作文題目。

  「大家要先掌握題目的重點,充分說明house跟home的差別。人可以有很多house,卻只能有一個home。」那年我跟幾百個身著高中制服的各校學生一樣,擠在狹窄的座位上以蒼白的表情,專注地抄下補習班名師針對考古題進行的解析。一種對家與房子的知性認識、為考取高分而生的理解。

  順利進入大學就讀後,那些原本理應隨之丟棄於無形的各式筆記,卻因為家裡的經濟困難而如幽魂般重現。隨著情況持續惡化,從拿房子跟銀行抵押貸款到無力支付本息而遭法院拍賣,總共才不到半年的時間。

  一開始是銀行來拍照,無法拒絕只能任由相機鉅細靡遺地,搜索他們所想知道的各個角落。接著是電話,隨著次數的日益密集,陰影愈形擴大,專屬於家的安全感也愈來愈不穩固。因此當法院公告怵然張貼在家門上的那一刻,我竟不自覺笑出聲,心想這天終於來了。接下來就只是倒數工作:找房子準備搬家;更改戶口名簿、身分證、帳單、信件寄送的地址,並試著建立新的生活路線。

  在陸續搬家多年後的今天,我仍可不費力地背出舊家住址,卻必須花更多的時間、方法才能想起新家地址。儘管考試早已結束,我卻真正懂得「A House Is Not a Home」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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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置藝術」,是我對東菱的第一印象。那天在紅磚工作隊的邀請下,並未有任何準備地進入已經關廠九年的東菱電子廠,參加他們紀念抗爭八年的夜宿活動。走進大門,班駁的鮮紅色噴漆、塗鴨:「詹婊子!還錢!」、「抗爭到底!」揮灑在原本生產貨品的大樓牆上。旁邊就是簡易的廚房,上面有各式各樣調味醬料;當年作為接待客戶的大廳櫃檯,依舊可辨其形貌,卻也堆滿了每個家庭都有的盆栽與雜物;打開貼有「總經理室」的房門,一床蚊帳與書桌、文具,取代想像中的辦公桌跟文件;員工盥洗室裡頭的洗衣機、熱水器,宣告此處現在是浴室、洗衣間;通往生產線的走廊,掛滿各式T恤、牛仔褲,已不見當年的工作服。

  工廠、抗爭標語與生活用品三者的錯落層疊,交織成裝置藝術般刻意營造的奇異衝突感。這股奇妙的感覺卻在東菱員工的神態自若中,取得微妙的協調,並散發出類似家的氣味。這不僅成為引發我進行拍攝工作的重要動機,並且在日後拍攝工作進行時,一再出現。

  隨著到東菱次數的增加,從他們身上散發出來的自在感也漸漸滲入我的體內。是嘛,這不就是一個家!隨處可見會員所種植的蔬菜,順手一摘就可入鍋上桌;跟他們一同生活的黑仔,總是盡職地在我每次進入東菱時,追逐狂吠。只要拍攝工作暫告段落,會員阿仙的女兒也總會拉著我玩耍、寫作業。不過到了假日就有其他小朋友陪她到大樓前的空地玩球,而不太需要我了;偶爾會員們也打打牌,聯絡彼此感情並增加生活趣味;有時加菜配燒酒,總會開玩笑叫我不要拍攝進去,「不然就不像關廠抗爭的了。」

  到後來,幾次被安排在過去的展售室過夜,望著床鋪上方「品質是企業的生命」幾幅大字下入眠,也覺得理所當然。

  資料的整理跟他們的口述,為我拼湊出眼前這個家的來歷:

  1996年2月29日東菱電子公司惡性關廠,積欠八百多名員工資遣費或退休金。九個月後,一百餘名意識到必須主動出面爭取權益的失業員工,開始積極奔走串聯同仁推動籌組自救會,走上人生的第一次街頭。即使他們的身影開始在勞委會、調查局、監察院、行政院甚至火車站出沒,那筆老闆留下來的爛帳並未因此結清。

  如果他們的行動就此畫上句點,那麼台灣勞工史不過也就再添一筆悲憤。只是隨著20餘名會員重新團結改組互助會,集體將戶口遷入東菱,舉家進駐廠房生活至今的行動,讓東菱的故事在短暫地逗點後繼續以新形態的抗爭持續書寫。

  為了跟被攝者(互助會會員)取得互信,同時對他們的生活有更多的了解,我總會在拍攝進行前後跟每個被攝者聊上一小時左右。在這樣的過程中,除了一幕幕回憶從他們口中娓娓道來外,有些會員也會熱切地拉我去看他們的寶貝:一顆芭樂樹、過去使用的報表、印章,還有「如果還在用,就很值錢」的各式機具。

  東菱電子從不只是經濟部公司登記中的一個名詞。那裡有太多的記憶,更因為「惡性倒閉」所引發的愛恨情仇,讓「東菱」這兩個字顯得沉重異常。有一回阿仙帶著我回到距離東菱約十分鐘腳程的員工宿舍,仔細交代她過去在此處的記憶:「那時候從南部的小工廠到台北的大工廠,很不適應啊,每次下班都躲在宿舍房間聽收音機。」「在公司停發薪水的那半年,我們這些社會人士都會出錢買米買菜,煮給建教生吃。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樣互相照顧,患難見真情嘛。」我一邊望著眼前早已不知轉了幾手,供其他公司作為堆放貨品的這棟建物,一邊想像那曾經出現的畫面:一批又一批從鄉間流向都市的青年男女,每日在宿舍與工廠間往返,編織著生活溫飽的平凡夢想。

  「走,我帶你去看『黑店』。」阿仙指著對街的一間雜貨店,聽說這是她們當年最常光顧的消費場所。「阿仙姐,妳在宿舍住多久?」我邊走邊問。「一進來東菱就住啦,十年啦。」「那加上這幾年,不就快二十年了?」「對啊,其他更資深的員工就不只囉!」一進店門她顯得很開心,問老闆:「還記得我嗎?我之前在東菱上班啊,常常跟你們買東西啊!」記起來了,老闆有些驚訝地問:「都倒閉那麼久了,妳現在怎麼樣啊?」「還住在東菱裡面啊!」「怎麼不去找房子,那麼沒志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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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並無意美化東菱互助會,只試著告訴你一個家的故事。

  在陌生人眼裡,或許會跟「黑店」的老闆有著相同,至少是類似的疑問:「又不是沒地方住,幹嘛一定要守在裡面?」其實,「如果不是遇到這種事,誰想住在這裡?」那天阿仙在離開「黑店」後,相當生氣地跟我訴苦。

  「如果那時候沒有回來,我就跟東菱沒關係了。」互助會前身「東菱電子自救會」會長吳菊梅感嘆。關廠前一年,辦理辭職的她已到另一家公司上班,但在東菱主管跟同事的勸說下,才又回到東菱工作。一念之間,讓她在命運交叉點上走向抗爭。

  如果命運是條貫穿生命的長河,那麼東菱互助會甚至所有經歷關廠抗爭的勞工,他們的命運恐怕在踏進工廠的那刻起就已注定。你可以相信命運,但也有權利決定。面對關廠失業,可以自認倒楣,也可以自怨自艾,而東菱自救會與互助會的成員,則選擇艱辛的抗爭,將老闆拋棄的廠房、被銀行閒置的土地「撿」回來,用雙手把眼前的破敗打造成可以安身立命的家。這一「撿」,就是九年。

  互助會會員阿絲曾經對我吐露她對東菱的情感:「抗爭到現在,我可以任何補償都不要,只要能讓我在這塊土地再待上八年。」情緒來了,她燃起一根菸:「因為我知道這裡是怎麼從荒地,一點一滴地變成現在這樣。」

  於是我相當好奇當初一手創立東菱的董事長詹俊森,是如何看待東菱互助會?當他知道這群老員工用這種方式實踐,當時他所再三訓勉員工的「以廠為家」?不過我想他並不在乎,而且並不只他不在乎。因為東菱電子的廠房、土地已經在今年2月,被台灣金融資產服務公司順利拍賣標售,並將在8月17日由法院進行點交。那塊能留住血淚記憶的空間,很快就要回「資本」』的懷抱。那裡不談感情,只依循利潤的邏輯。

  8月17日上午八點,你正準備離家前往公司的途中,還是正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家?在離/返家的路上,再一次的創傷卻等著東菱互助會所有會員:九年前是不負責任的老闆跟無力保護勞工的政府,這次是得標準備套利的財團;上一次是老闆的惡意遺棄,九年後是國家機器的強制驅離。

  這幾天,會員們一面搬家,一面將廠房裡頭的廢鐵堆疊在空地上,準備展開一場最後的抗爭。我心裡除了難過,卻也知道,他們之所以冒著跟公權力正面衝突的風險,不過只是想說:

一張紙,無法買斷曾經付出的青春;不要用一張紙,就叫我們離開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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