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是一種社會和文化形態（通常可以看到其在制度上的表現），對它不能抽象或孤立地定義，而是要從與其他階級的關係的意義上定義；而且，最終只能用時間媒介—及行動和反應、變化和衝突—來定義。當我們談論階級時，我們正在思考的是一種定義很鬆散的人群，他們有著共同的利益、社會經驗、傳統和價值體系的匯集，有著做為一個階級採取行動、以與其他階級不同的方式存在的人群，有以他們的行動和他們的意識來定義自身的傾向。」（Thompson， 1966：357）
一個「勞動階級」的形成，除了勞工身份之外，還必須要有勞動意識以及足以代表勞動集體的行動。自韓國光復後，擁有強力組織與領導的勞工運動就曾經出現過，並且在韓國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全評）之下形成強大的左翼工會，不但接管了工廠甚至與警察和美軍發生過衝突。只是後來在美國反共的壓力下，韓國共產黨隨即被宣布?違法。當1960 年，李承晚下台到朴正熙政變的這段過渡期間，勞工活動和工會運動又再度復甦，然而隨即就被政變上台的朴正熙加以瓦解，進而建立了支持朴政權的韓國勞總。因此，韓國工人階級的意識，在還來不及深化與形成之下就被鎮壓。加上朴正熙政權主導下隨之而來的出口導向的產業大轉型，使得大量的農民轉而成為原子化的工人，新的、大量的無產階級因而在韓國社會中誕生。
自1960年代起，韓國工人曾經以勤勞、守紀和順從而聞名於世。在1980年代之前僅有少數的抗爭一年很少超過一百起。最大的一次則是在1976海大麵包廠的工人集體抗爭以爭取減少工時。而1970和 1980年代勞工抗爭首要目標是過長的工時和非人的工作條件；但相較之下，1990年代開始則是保護工作穩定性和增強勞工的組織力量，勞工變得非常的具有抗爭性。
事實上，同屬東亞地區的勞工，都在發展過程中發揮了被動與順從的角色。他們被置於嚴密的國家控制之下，並且與拉美的勞工形成鮮明的對比。主要原因在於東亞各國在二戰後左翼雖有短暫對勞工的政治動員，但是左翼勞工被強大的反共國家機器完全摧毀，勞工沒有留下任何組織化和意識形態的特點。然而相較之下拉美政治菁英則持續遇到一種兩難局面：一方面要控制組織化的勞工；另一方面要尋求得到影響巨大的勞工團體的支持。但在東亞，勞工一直是政府一手控制卻又排斥於政治場域的對象，從未被視為執政者主要的政治同盟或選民（有趣的是，現任政府的左傾思維，正考慮對日帝時期的左派獨立運動家予以平反，參見朝鮮日報，〈呂運亨先生復權帶給我們的反思〉）。
韓國工人這個自覺的階級的形成，在1980年代發生了重大變化，而這些變化是1970年代開始的變化累積的結果。從1970年代後期開始，學生活動家和政治異議的知識份子便開始與基層工會運動建立起了密切聯繫，並且記載下了大量工會運動、有關雇主和政府壓制行動的情況；而韓國工廠工人自己也開始以作文、詩歌、劇本和有關抵抗行動的集體報告寫下了很多材料。一個辯證上有趣的發展是，韓國的文化和政治權力同時壓制了工人的認同感和自覺，卻也提高了工人的認同感與自覺。在文化上，家父長制阻礙工人集體認同的形成，但對過去記憶的重新建構和民眾文化卻成了鍛造「反抗性」的動者認同的重要文化工具。在政治上，國家的鎮壓政策限制了社會運動的政治空間和組織資源，但這些政策促使勞動衝突政治化和促進勞工鬥爭與爭取民主政治運動。文化和政治的矛盾效應，推動了勞工戰鬥性和階級意識的快速提高。因此，在韓國快速工業化過程中，階級衝突的辯證法與文化和政治的辯證法密切地交織在一起。
從沒有工人階級到快速的發展國家下，出口導向的工人出現。產業由輕工業轉向重工業，被視為地位卑下的工人開始由零星的反應變成集體的抗爭。尤其是當 1980年代的前五年，韓國勞工運動開始高度政治化。「工人—學生聯盟」成為1980年代學運的主導戰略，數以千計的學生離開學校進入產業領域，木地勢提高工人的政治意識。在1987年的大罷工後，勞工運動行動者由輕工業的女工轉向重工業的男工；工人鬥爭目標、主題也產生重大變化。工人集體認同和階級意識也大大提高，工會權力增強，工人的市場地位也顯著改善。
事實上，南韓的國家機器是量的採用壓制的方式予以防止勞動階層的抗爭。起初雖試圖此用統合主義的政策，但是在朴正熙時代，決定緊縮勞動的控制，並且沒有制度性的因素可以去幫助削減抗爭性。因此，政府所選定的保護部門內（國家指定的大財閥），工人是被雇主與國家保護得很好。而宗教異議團體以及學運積極份子使得原本並非團結的競爭性部門（國家未保護的產業）的受壓迫的勞工逐漸的整合，並進一步成為成組織的力量（此點請參見Huang, Chang-Ling. 1999. Labor Militancy and the Neo-Mercanyilist Development Experience: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Comparison. PhD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事實上在1987年之前組織的工人是備受政治的壓抑的，組織也是弱的，並且多僅能扮演臣屬的角色。在威權的勞工法中，工會被禁止政治行動、罷工是違法的，集體議價僅能在一個工廠層次發生，每個企業只被允許一個工會，並且很多工作逞所被禁止組織工會。而官方全國層級的工會組織，只有李承晚時的「韓國總工會」 Federation of Korean Trade Unions （FKTU）。但是FKTU卻被後來朴正熙的 Korean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KCIA） 監管，以及全斗煥的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formerly KCIA）更嚴密的監管，所有的工會都被迫要求參加這個國家主導的全國總工會。
在1987年的夏天，藉由大眾罷工潮以及政治抗議，勞工與中產階級的利益伴隨學生與農民要求體制的改變而結合成要求民主的巨大力量。雖然開啟民主的道路，但盧泰愚的憲法仍舊算是專制的，他的勞工法也是如此。在盧泰愚時期的憲法中，並不承認工會的政治角色或獨立組織。對此政治情勢，回應的是獨立工廠工會積極行動的成功，1990年一個新的獨立的勞工聯盟出現了，Korean Alliance of Genuine Trade Unions （KAGTU）隨後在1995改組為Korean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KCTU）也就是今日的韓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民主勞總，KCTU）。這個發展使得勞工運動沿著政治線被切割成兩半，但左翼的力量終於有整合之處，而「罷工」也正式成為選舉民主施行後，勞工運動抗爭的重要手段。
然而工人在取得重大成果後，隨即遭遇的卻是民主化和全球化下，來自資本和國家強大的反攻。勞工的戰鬥性受到先進管理方法的抑制，勞工運動也逐漸和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分離。新的資本積累策略使得以前同質性的工人階級因行業、部門和職業不同而四分五裂，淡化其階級認同。與此同時，因全球化而必須進行的經濟結構調整，促使新的抗爭主要集中在「工作職位保障」之上。而左翼同時也順勢推出了自己的政治團體。在1997年，民主勞總結合其他社運團體，共同推舉媒體勞動者出身、前民主勞總委員長權永吉參選總統，並為此組成了「國民勝利21運動」。隨後在1999年成立了進步政黨準備委員會，著手組黨的工作。2000年 1 月，自許為代表「勞動者、農民、都市貧民、小企業主、女性、學生和進步知識份子」的政黨-民主勞動黨正式成立（民主勞動黨的發展歷程請參見，〈民主勞動黨的奮進與前途〉，以及邱毓斌所寫的〈韓國民主勞動黨成為第三大黨〉） 。
然而，當「工會」成為新興的政治力量之後，當勞動黨與民主勞總取得權力之後，「權力工會」被質疑成為新的腐化來源。近來頗受注視的「起亞汽車工會事件」中，甚至連企業遷移工廠和重新部署人員都需要獲得工會同意。而企業工會甚至可以進一步介入人事權和經營權。工會幹部一旦翻身為權力掌握者，就離開了工作現場，邁向政界，成為「勞動貴族」。這使得韓國的勞工抗爭和工會運動模式越來越喪失與以前獨裁主義資本主義相聯繫的獨特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逐漸趨同於其他工業社會流行的普遍性的工會運動模式。
目前韓國的左翼正站在十字路口，一邊是堅持實踐自己改革資本主義社會的理想，並奮力推動由下而上的草根民主；另一邊則是既得利益者充滿權力的誘惑，使得左翼陣營逐漸的喪失激進而成為保守，甚至墮落。近來出現的這些案例，都顯示韓國左翼有「腐化」的可能。「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化」，若左翼陣營失去了其原本的工作現場以及勞動者的心，剩下的只是無止盡的權力追逐以及不可避免的腐化。
如果左翼不能站穩腳步……
「而誰，才能真正代表弱勢的農工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