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野百合(一)

2004/04/16
1990年三月與五月學運廣場總指揮之一,現任教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一切關於歷史「重現」的感覺與說法,難免都會被人以馬克思在〈霧月十八〉中的破題名言冷冷地譏諷: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野百合是否十四年後再度開在廣場上?兩週來,各種立場的論者不斷地以戲劇的精神鋪陳著論述。在劇中佔主導地位的是純真與背叛、青春與世故、理想性與骯髒的黨派政治、記憶中潔白無暇的野百合與江湖中爛熟得只合當堆肥的人物...。然後,依著既定的角色與情節的安排,人們爭論著到底這群或那群人符不符合劇本的要求。

對於像我一樣活過那段情節,並在當時積極參與情境的人來說,制式化的野百合版本實在把太多可能更有意義的段落與軸線作為雜蕪旁枝刪掉了,從而變得蒼白失血,彷彿只是廟宇中解釋主祀神祇神性之所由出的、簡略而充滿諱飾的「顯聖錄」。如果不想被供起來當菩薩、不亂說亂動、只依著隱形編劇的安排乖乖演出,我們這幾千名現在還只是四十上下的昔日學運參與者,都應該把那些被忽略的記憶挖掘出來,不為了「話天寶遺事」-還不到那年紀-只為了防止這些過去被注入福馬林、成為標本。

首先,關於野百合「第一次是悲劇...」的說法被提出來,不是這兩週的事,而正是1990年的3月,就在中正廟廣場!那個悲劇當然不是指我們自己,而是前一年的六四北京。

當時在廣場上所有的人,在前一年都經歷了國民黨宣傳機器最後一次戒嚴時代風格的反共宣傳大動員-24小時實況轉播「匪政權」即將到來的滅亡過程、校園黨部與救國團系統積極地動員聲援大陸同胞、心手相連...。我們在成大,人數向來不多的學運社團趁著這個機會爭到了免審查貼大字報的「民主牆」,因為只有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義正辭嚴地向訓導處怒吼:天安門廣場上可以有民主牆、憑什麼台南大學路上不能有?而更多人,透過電視看到了這樣奇異的景觀:在北京戒嚴之前,「萬惡共匪」的警察赤手空拳、手挽著手抵擋群眾的進逼;而我們「復興基地」的憲兵每遇群眾運動必定惡狠狠地盾牌棍棒齊出。誰是誰啊?

當然,北京鎮壓的槍聲一響,我們在台灣的異議學生再也不能如89年5月那時候一樣說話大聲了。國民黨再怎麼野蠻也還沒開坦克車壓我們吧。然而,第二年的三月,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符號一件一件地重現在中正紀念堂:「廣場指揮中心」、絕食團、一份題為「27軍不要來!」的廣場文宣...。我的同志們綁著頭帶含淚向父母道歉、加入絕食行列的鏡頭,在電視上看來酷似前一年的紀錄片。甚至「野百合」這個圖騰,也是廣場學生們討論要以什麼形式來替代天安門那座與自由女神肖似到令人不安的「民主女神」像時,而產生的一個我們覺得更為可親的識別標誌。

與「...第二次是鬧劇」的情節最符合的,在我的記憶中,是當時一遍又一遍在台上扯開喉嚨帶唱的〈國際歌〉。之前左翼學生只敢私下壓低聲量唱的這首歌,在三月學運的情境下,變成為召喚六四死難者的幽魂為我們加持的法寶。當同學與群眾問這首歌的由來時,不知多少學運學生眨著眼、嘴角不由自主地露出點神秘微笑說:「這是天安門學運的歌啊。」在之後的十餘年,在我的學運同儕們的婚宴上,這首樣板戲裡英雄被綁上刑場才會響起的歌,成為大家哄鬧祝酒時炒熱氣氛最愛的合唱小曲兒。

當然不是說三月學運份子那麼有意識地照抄我們透過媒體看到的天安門符號體系。人們穿著舊衣服演新戲,如馬克思在一百五十年前說的,是再自然也不過的。只是在媒體爆炸的年代中,以前要經過幾代才成為「久受崇敬的服裝」,現在不到一年就可以拿來穿戴。而自覺或不自覺地沿用這些符號,產生了巨大的宣傳效果-在三月學運之前,從來沒有哪一次群眾運動會受到台灣媒體如此高燒狂熱的關注。也就是從廣場上開始,群眾一面抗議,一面在大螢幕上看著自己的抗議的現場轉播。這個場景在未來的十四年不斷地重複。

另一方面,符號不僅僅是容許人憑著自由選擇捻之即來、棄之即去的東西,它本身有著特定的社會政治性質,也在特定的歷史交會點上才會發揮作用。在三月學運的廣場上,最惱人的這麼一個符號,就是那條「階級界線」-劃分靜坐學生教授與外圍「群眾」的糾察線。這條線的出現所展現的當時學生運動與政治民主運動的特點,直到今天的時局仍然在發生作用。

「單純」與那條界線

89民運初起時的北京高校學生,遊行到天安門廣場時,身旁拉著一條繩子,圍繞著的學生糾察隊忙著把「市民」隔在外面、把學生和教授圈在裡面。這條界線把運動主體定位為「單純」的學生與知識份子,而不是外頭成分複雜的市井小民。從而,這整場抗議(在各種複雜的性格之中)帶著一分極為傳統的中國士大夫氣味-公車上書、舉子罷考、儒林清議...,是未來的與潛在的國家機器的操作者的反叛,而不是國家平素統治與鎮壓的對象的反抗。這種反叛歷來對統治者似乎總是既頭痛又安心,頭痛的是它是「禍起肘掖」,安心的是它在形式上是以健全統治機制為目的,而非意欲徹底推翻體制的「民變」。89民運當然遠遠不只是一次激烈的公車上書,但是透過層層的敘述轉譯,這種解讀法在當時的台灣是非常盛行的。

我是三月學運的第三天到現場接手廣場總指揮的。我到的時候,那條線拉起來已經兩天了,糾察隊盡責地檢查著出入的抗議者的學生證與學校服務證,而作為團體的一份子,幾個主要學運派系的工作人員在抗議期間都不曾挑戰已成團體決定的那條線。一直到三月學運結束後,在各團體的內部檢討與全學聯籌備會中,那條線的問題才被挑出來批判。從而,在兩個月之後的五月反軍人干政大遊行中,那條有形的線消失了。

當時的媒體簡直愛死了那條線。那是多麼好說故事的對比啊:在圈圈內,是「單純」、天真、善良、充滿理想性的(換句話說,有點魯鈍的)學生與知識份子;在圈圈外,是充滿心計的成人世界,是「非理性」的「X進黨」暴民與野心陰謀份子。不可諱言地,媒體這樣打造的形象,使得好幾千以前從來不敢站出來的學生與教授願意走入圈圈內,分享那份十分傳統的榮光。

這些透過史上第一次的媒體動員而非之前的學運組織脈絡被召喚出來的參與者,在後來的歲月裡,往往會把野百合當成生命的一個巨大的轉捩點。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例子,是一位年輕教授,在我控場時登記上台發言。他的演講結結巴巴地開始,愈來愈順溜、愈來愈高亢、愈來愈常出現一些充滿機鋒的笑話,最終在滿場喝采聲中結束。他很有風采地走下台階,在最後一階時忽然軟倒在地、抱頭痛哭。他的幾位學生與他哭成一團。原來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敢公開地批評國民黨,興奮的同時,被自己嚇壞了。他之後十幾年成為造勢場子的明星主持人。像這位教授一樣的人們,在我們做撤退決定時表現得特別激動,一千個不願意這場生命的最高潮就此結束。

然而,在場串起工作骨架的既成學運派系與社團-以「民主學生聯盟」和「自由之愛」主導的台大學生會兩大系統及「新青年」等較小團體為主-大概沒有人是那麼全心全意地浸淫在狂喜之中。對我們之中的大多數人來說,這不是第一次,也應該不會是最後一次行動。運動不由此始、不由此終。但這的確是我們第一次運作一個如此龐大的活動。我們更關注的,是如何順順當當地把這次抗議撐下來、撐過去、蓄積更多的能量,在我們已經分別在各自的團體中集體地投注了幾年生命的運動中往前更進一步。

學生與群眾之間-1980年代學運的兩種觀點

「那條界線」的存在,基本上符合當時不同系統在各自立場上的是非判斷。1980年代學運的內部爭論的主軸,正是兩種對於學生知識份子與群眾之間的關係(從而是民主運動中菁英與群眾之間的關係)的不同觀點。在運動的各個時刻,這種差異往往展現為激烈的路線與派性鬥爭。這些鬥爭,尤其從非派系中人看來,時常是非必要的、無原則的。尤其透過媒體與後來的歷史敘述之中,鬥爭之所本的原則問題鮮少被提及了,只剩下派系之間的合縱連橫。我認為,派系鬥爭的負面消耗之處或許都是事實,但是,在鬥爭的核心,的確真實地存在著對於民主的、對於未來台灣社會的不同願景。當年派系鬥爭的核心議題,在今天的台灣仍然具有重大意義,值得藉由回顧再次展開辯論。

「自由之愛」的菁英主義觀點

當時以「自由之愛」為首的派系的看法是最符合「那條界線」的原始意義的。這個派系包括了現在最常以野百合之名被捧或被罵的林佳龍、羅文嘉等人。他們在知識份子與群眾的關係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最早表現在1987年台大「自由之愛」發表的〈新社會宣言〉。這份宣言是為了配合當時「自由之愛」成員到鹿港舉辦了一次反杜邦調查團之後的研究成果發表會而發表的。那次調查大體證明了鹿港民眾大致上是反杜邦的。反杜邦調查報告的發表又是為了配合台大學生在校內抗議校方對「大學新聞」的停刊處分,並爭取校內言論自由。

第二年組織成為「民主學生聯盟」並與「自由之愛」系統產生時而激烈的辯論的其他學運團體對〈新社會宣言〉的解讀是:在充滿深奧類左派名詞的語言之下,它其實倡導的是一種功利主義的倫理。17年後重讀這份文件,我還是這麼認為。

〈宣言〉的主旨(在我或許因派性而不夠厚道的解讀之下)是這樣的:台灣的大學生,在名曰「特別權利關係」的法權體制下,不被視為具有全部公民權利的個人,而是必須被校方當局教導管制的對象。學生運動的目的是為了反抗這種壓迫,而不是為了追求社會主義之類的「彼岸理想」,也不是為了完成「以天下為己任」之類的傳統知識份子角色。但是,學生們還是需要「深入民間」。「深入民間」的目的有三:第一、瞭解掌握社會脈動;第二、獲取校園之外的有形無形資源來打爭取校園民主的仗;第三,「建立學生公信力」,藉著在外頭扮演「客觀中立理性」的知識份子角色,回過頭來跟校方當局證明學生是完整的社會人。

〈新社會宣言〉及類似的發言不斷呼籲「放下知識份子的虛矯身段」,這句話具體的意義是,別再相信什麼終極理想,當個聰明的資源經理人,把所有的結盟關係當成是暫時的,把各種資源拿來完成自己的(暫時的、非終極的)目標。當時的民學聯成員認為,如果持著這種想法,知識份子菁英與其他群眾之間的關係,就變成僅僅是犬儒的利用關係:知識份子用自己的光環幫忙合理化群眾的社會運動(雖然不見得有用),而群眾反過來抬高這些知識份子的身價。說到頭,這是個菁英主義的想法。我記得在1987年的一場生活營中,一位現在民進黨的大老是這麼詮釋學生運動的用處的:社會上每個人的份量不同。地位低、知識低的份量低,要動很多才會有點力量;地位高、知識高的,動一點點力量就很大。以後會變成菁英的大學生屬於後一種,所以動起來不需太用力收效就很大。

功利主義的菁英主義者不是什麼「單純」的「有理想性」的學生。倒不是說他們就一肚子壞水,而是在他們明示的立場中,任何理想的宣示都只是暫時的手段。而且,每個不同的群體甚至個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目標,只是在暫時性的結盟關係中結合。「理想性」的知識份子光環有助於自己或與我結盟的人達到目標,當然應該利用。

當年持這種立場的學運份子是目前在綠營中政治事業最成功的。他們或許也會承認當年早就對民進黨有偏好、早就不是什麼政治立場上「客觀中立」的知識份子。可是在1990年的三月,他們支持在自己與民進黨的支持群眾間拉起一條界線,沒有這條界線,沒有菁英知識份子「單純」的矜持姿態,學運對民進黨主導的民主改革運動的用處不會這麼大。

反菁英主義的「民學聯」路線

當年的民學聯也同意拉起「那條線」,但卻是為了完全相反的理由。那是為了防止民進黨頭人的入場主導。

我自己從一個興奮地見證民進黨創黨的大一學生,轉變為對當時民進黨主導的政治運動充滿不滿,正是來自於在一場又一場的群眾運動中的切身經驗。從80年代中開始,我們看到了成百上千支持民主運動的群眾在黨外菁英一聲聲「咱台灣人」的激情召喚下一次次地走上街頭、衝向鎮暴警察,最終只是當了領導菁英的火牛陣。帶頭的律師、民意代表、黨職人員甚至在群眾為他們與鎮暴警察打得頭破血流之後,還會反過來指責「衝組」的群眾不理性。「資產階級民主」這個字眼,在這樣的場合中成為活生生的經驗。

我們經歷的挫折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個例子是1988年的520農運。這場悲劇當時為幾個月來聲勢愈來愈浩大的農民抗議劃下句點,現在一些人的回憶中竟然成為農運的最高潮!在520之前的三次大型農民抗議動員中,幹部群以非新潮流派系的民進黨地方黨工為主,南北各校的學運社團也熱情地加入協助文宣工作。在當時模糊的共識中,農運的目標是為美國壓迫下的台灣農業尋求一條生路,而它最大的意義在於讓向來保守退縮的農民們逐漸敢於為自己的利益挺身上街頭,對抗剝削了農民40年的親美國民黨政權。所以,在組織上農運尋求最廣泛的聯盟、在行動上尋求在激烈抗議的同時平安順利地把農民帶上台北街頭再帶回來、在適應群眾的認識與自覺水準的前提下往前進,以讓愈來愈多農民不懼戰鬥。然而,在新潮流強烈主導下的520衝突打破了這個共識。最終在警察暴力下成為一個震動視聽的鉅案、把被捕被關的一些政治人物拱成了明星;卻讓各地正在進行的農民基層動員工作難以為續。不管主導520的那些人主觀是怎麼想的,客觀的效果是:不斷激化的、以群眾為火牛陣的運動路線犧牲了群眾自主的運動能量、造就了少數政治明星。它是我們後來在1990年代稱做「民粹主義」的菁英運動,而不是真正能夠容許受壓迫者自身力量壯大的民主運動。它最終成就的是群眾的代理人,而不是群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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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整理】 200404大學生絕食靜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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