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4/18
「人民民主」路線的侷限
要解析民學聯「人民民主」路線是怎麼落空的，需要更長的篇幅。在此我只能簡述我在之後想出來的一點道理。在「人民民主」路線中，學運學生自許為社會運動的一份子。這個運動者角色需要至少三重性格：首先，作為一個會思考的人，我必須時時以批判與自我批判的態度用原則來度量一切。但是，我同時必須是一個社會人，一方面要認同於受壓迫群眾，另一方面必須審時度勢，擬定最佳策略，以為我們與群眾的共同鬥爭贏得勝利。
我自己初決定投身的時候，一位牧師送給我一段經句：「主耶穌對彼得和安得烈說，『來跟從我，我要使你們作得人的漁夫。』」（馬太四19。）這似乎是包括社會運動在內的一切政治行動再淺顯不過的原則。那麼，我們要怎麼「得人」呢？以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主流意識形態！在之後幾年的學運生涯中，在對權威的挑戰與派系的爭鬥中，情勢總是不斷地向我們展現出各種機會與必要性，如果不採用這種或那種手段，「得人」的任務就會落空。
另一方面，民學聯的「人民民主」路線的精神──尊重群眾的自發性、讓菁英透過群眾的眼光看世界──非常弔詭地讓我們很輕易地容許自己主動地向主流意識形態妥協。「純真」學生的「正義化身」角色，雖然在「民學聯」的反菁英主義意識形態中是個髒東西，情勢如果需要，當然得拿來用。是群眾需要「純真學生」，不是我們需要。而難道一個好的運動者不必時時符合群眾的需求以推動運動嗎？
在情勢所不斷揭示的新機會、新挑戰刺激之下，運動者所需的三重性格中的「策略擬定者」常常把其他兩個擠壓得僅剩一點影子，而使得學運學生最常出現的姿態是皺眉撫頰深思最佳手段的策略家，而不是惕勵自省的思考者或熱情的群眾的一員。非常諷刺地，批判〈新社會宣言〉的功利主義倫理觀而形成的「民學聯」路線，在實踐上不知不覺地完全遵行〈新社會宣言〉的精神。
於是，三月學運一開始，「骯髒政爭之中的純潔學生」的角色一被媒體塑造出來，我們就義無反顧地跳進去盡責地表演早已寫好的劇本中的角色。在從三月到五月的忙亂之後，反身一看，我們已經變成了「他們」，變成了之前幾年我們花了無數字句批判的菁英主義者！我們嚮往一個沒有任何人需要別人代言的民主而平等的社會，可是我們自己卻成了代言人。
真實的野百合？
當我第一次公開談到我這篇文章的內容之後，我的一位朋友提醒我：說野百合已經成為標本是太誇張了。當時許多第一次參與運動的學生的確經驗到深刻的感動，從而在之後的歲月中投身於台灣社會各個角落的實踐中。的確，一個事件對於每個參與者或許都有不同的意義，而野百合被賦予的重重榮光其中的一部分對某些參與者來說是一點都不虛假的。野百合經驗使得許多當年的年輕人在未來的歲月裡奮力投身於各種試圖改造社會的事業中。對於台灣目前的代議民主政體的建立、對於威權體制的終結，三月學運有其指標意義，雖然這個意義十幾年來被不成比例地誇大了。
可是，作為當年的學運領導集體的一份子，我應該為野百合以及我所經歷的那幾年學運之中我認為失敗的、落空的、浮誇而荒謬的部分負起應負起的責任，正如我分享著它美好的部分一樣。
菲特列‧詹明信說：「歷史就是會讓人痛的東西。」我想他的意思不是叫人要沈溺於自怨自艾，而是指出一個社會實踐的必經道路。要從事經驗所未及的改造社會的實踐，或許非得從我們所承繼的過往歷史所打造的主流意識形態揭示給我們的、看似自然的道路出發，但是這種自發的行動畢竟是會受到重重的限制而以事與願違告終。但是，正是在勇敢地面對失敗的自我批判中，人們可以在從自發到自覺的、最終通往自由國度的長征中往前進一步。
三月野百合學運，在其促進威權政體改造上所起的作用，主要地是透過學生、媒體、反對黨及國民黨主流派成功地操弄主流意識形態所肯定的菁英主義。這種菁英主義是1980年代民主運動中的基調，主要表現為民粹主義的頭人政治：受壓迫群眾的種種現實中感受到的不滿，必須被收編為支持民主頭人向威權統治者奪權的力量，而所有現實問題的解決，都被應許在群眾的菁英代理人最終奪權的時刻。
那個時刻在四年前來到了。於是，在我的同儕們慶祝野百合十週年的宴會上，大家除了哄鬧地唱了國際歌之外，還有不少服務於綠營的人們合唱了「咱攏是台灣人」。的確，戒嚴、萬年國會、言論禁錮等等那些我們與之前兩個世代共同經歷過的威權體制到那時早已煙消雲散。但是，四年下來，不知是否會有更多我的野百合同儕同意我的看法：我們當年離開廣場時呼喊的口號「追求民主、永不懈怠」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及時。
四年前換了政府之後，我們反而可以愈來愈清楚地看到，換政府並不表示換了統治者。戒嚴時代清楚明白的黨國官僚統治，現在成了大財團及其幫手們的統治。民進黨一上台，遇到經濟危機，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集各階層的資本家（外加一些陪襯的勞工領袖等）開了個「經發會」，以宣示它要成為比國民黨更好地服務於資本的需要的政府。「全民」的民主政府，愈來愈成為資本家集體的政府。但是，台灣民主運動的主流傳統幾乎對此完全沒有回應。
三月學運至今的歲月裡，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與基本人權等戒嚴時代民主運動的核心面向上的矛盾大致到了一個歇息點，雖然仍有各種國家侵犯人權的案例、甚至制度性的壓迫（如對於在台的貧窮外國人、對於刑事嫌犯等），卻並未發展為全社會規模的抗議。政治制度的改造成就了一個各主要黨派及有力人士可以大致（以他們自己的標準來說）公平地互相競逐權力的場域，但是選舉往往成為不擇手段的權位豪賭，而鮮少有關於政策、觀點與願景的競爭。「人權」、「民主」等口號，如野百合的象徵一樣，紛紛被剝奪了當年運動時活生生而豐富的意義，成為平板的、鞏固現存體制的概念。
野百合之後十四年，許多當年的社運人士與在廣場上的學生仍然投身在各種社區、環保、工會、教改、社區大學、921災民等基層的人民組織與運動上，試圖實踐當年「人民民主」的口號所要捕捉的精神。我們也一次次地看到不同於資產階級政治運動的各種人民的集結，從一個小社區的改造到十幾萬教師與農民上街頭，每一次都有樂觀的左翼人士與激進民主派讚頌著「人民的力量起來了！」
的確，十四年來，一般台灣人的精神面貌有了巨大的轉變，從戒嚴時代的畏縮沈默、不談政治、盲信權威變成1990年代的多言聒噪、嗜談政治、懷疑權威。但是，從這次大選前後的情形看來，之前關於台灣社會「人民力量」的讚頌是過度樂觀了。在符號殊異、內容趨同的資產階級代理人中選一個當頭人的政治，似乎仍然是最能夠調動台灣人的狂熱的遊戲。我們之前不斷宣稱的人民力量、社會啟蒙、草根生命力都到哪裡去了呢？為什麼一場幾乎沒有任何政策辯論的大選可以激發那麼多熱情，而關於「願賭服輸」 vs.「抗議詐賭」的爭議彷彿要從廣場到街坊到辦公室撕裂整個社會，質疑為什麼政治就非得是權力豪賭的聲音卻是如此微薄？
野百合當年所激起的關於即將到來的民主社會的狂野想像現在看來或許逐漸乾枯而遙遠，三月學運的陰影，在缺乏誠懇的自我批評之下，在之後的歲月中卻深深地影響著當年的人民民主派。
社會運動作為受壓迫群眾的自我教育的想法或許並未消失，可是像三月學運那樣的浮誇宣傳工作卻常常會壓過運動其他的面向，尤其在SNG車四處獵捕鏡頭的時代。多少各個部門的社運工作者時時想著：只要媒體宣傳做得好，群眾就會被動員起來－就像當年的野百合那樣。於是，群眾愈難動員，行動劇的道具就要做得更大、鏡頭前的畫面就要更精心設計，這樣才能對我們要抗議的政府部門造成壓力，從而獲得我們要爭取的政策改革...。不知不覺地，群眾的社會運動轉化為壓力團體的文宣工作；批判資產階級民主的侷限性的激進民主運動轉化為補充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施政侷限的「第三部門」NGO，而各個社運團體不知不覺地轉化為互相競爭資源與議題代理權的社運小生意。從而，依著這種邏輯運作各個社運團體非常容易把頭人政治看成具有活生生的關鍵意義。如果只有這樣的社運作為反對派，台灣的政治會墮落，有什麼奇怪？
我知道許多我當年的同志們看到這裡會覺得我這樣的批評太刻薄、太不公允，是佔了便宜又賣乖。我承認我自己作為台灣社會運動的一份子也並不能免於我前面所說的那些問題，正如同我當年作為一個學運學生不能免於學運的大部分浮誇與失敗。可是，如果我們還認為當年在歷史的召喚下以真情所高舉出來的目標仍然是值得追求的，除了誠實地承認錯誤，在檢討中學教訓之外，還能怎麼面對未來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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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的野百合（三）
1966年7月19日，毛主席告誡劉少奇：“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紅旗網
紅色十年
第五章 毛澤東返京撤銷工作組
第一節 蒯大富恢復自由
http://www.hq008.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62
中國文革研究網
文革研究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第二卷 第二冊 下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31376
當台灣被併吞 你確定你感覺得到嗎？
當台灣被併吞 你確定你感覺得到嗎？
2019-05-01 台灣星火
先不要管總統是誰，遙想一下未來的某一天：
《台灣始終沒有跟中國簽和平協議。人民習慣了看到五星旗不時出現在大街小巷，幾次提案要管制都被政府打了回票，朝野立委也都認同這是基於言論自由，台灣人雖然覺得怪但也找不出理由反駁。在為了和平協議而朝野衝突一年多後，台灣人都覺得煩了。最後通過了自經區試辦，雖然很多人憂心，但大多數人都安慰自己總比簽和平協議好。政府宣稱，自由貿易往來多了，台海和平更有保障。你不要和平協議，又不加深交流，難道要武力犯台？
於是台灣越來越多中國人、中國品牌、中資公司。頻繁交流多了，就需要相應的法規。每個國會會期都通過一些法案，聲稱要改善兩岸人民權益及鞏固貿易發展成果。台灣人用中國的商品、在中國的電商網站購物、用中資的快遞運送、追中國劇、加入中國系統的商業會員、在中資的公司上班...。當然在此同時，也得接受一些必需配合的中國思維規定。時間一長，台灣整個和中國無縫接軌。最後，台灣人用中國人的想法思考，用中國人的角度看待政治。台灣人覺得自己守住了最後一道防線，雖然台灣人的生活、經濟、文化、娛樂都已經和中國綁在一起，但「台灣還是台灣」，台灣有選舉，台灣有民主。
直到有個香港人冷冷地跟你說：「我們到現在也都還是覺得香港就是香港，香港也有選舉，但是是選假的。你知道嗎？這其實叫一國兩制。」》
你覺得台灣現狀離我所描述的未來差多少？這是我覺得中國最有可能的侵台方式(其實已經是進行式)。沒有戰機、飛彈、喋血的登陸戰；也沒有擺明了吃主權豆腐的和平協議。而是深藏在每一個政客的政見、每一條通過的法案、每一項政府的政策，每一次對赤色勢力的縱容、和每一次權力結構的改變之中。在真正的決戰點到來之前，中國最有可能用這種無痛的方式消弱台灣抵抗的力道。然後在時機成熟時，改變中華民國體制。沒有思想武裝，台灣將會在最弱的時候進入決戰點。思想武裝是什麼？就是民主制度和民主價值。
唯有深化民主意識，才能讓台灣人民在本質上與中國思維不同。這是一場長期的戰爭。美國的核動力航母、民主陣營的印太戰略、甚至AIT的陸戰隊，都擋不住台灣人自己要親中、融中。深化民主，就是做思想武裝，就是在保衛台灣，就是在為決戰點備戰。
然而如今的蔡英文正在弱化台灣的民主精神和對民主制度的尊重，也弱化了台灣抵抗中國入侵的實力。她具備了三項條件達到目前的狀態：
天時：世代間的民主認知差異。
地利：整體危機感。(2008時的民進黨、和現在的台灣)
人和：網軍興起和易於受風向操弄的人民。
民進黨原本是一路和國民黨抗爭過來的政黨。在和國民黨對抗的過程中，民進黨不斷地找出國民黨失敗的的地方，從國民黨和人民意志間的差距為借鏡，逐漸凝聚了民主的樣貌。這個過程讓民進黨累積了一批把民主進程當成人生志業的「對抗世代」。但2008年民進黨的體弱狀態讓這些人失去自信，原本大鳴大放的民進黨人甘願讓出舞台給新上任的蔡英文主席。蔡英文不是原生民進黨，她用國民黨的體制統禦方式，操作和切割了民進黨的「對抗世代」和新的「中生代」。「對抗世代」的中堅份子被切割和弱化，幾乎完全退出舞台。而一連串的制度變動讓民進黨的政治中生代，在蔡英文的統禦術之下，成了服膺上意、扭曲民主機制的共犯。最後形成了政黨中的民主斷層。重生後的民進黨，在極少人察覺的情況下，被分成了「傳統民進黨」和「台灣國民黨」。
台灣的人民也產生了新的世代。新世代的年輕族群生於民主自由的環境，對民主的體會直覺而單純。他們沒有跟國民黨對抗的記憶，因此當「類國民黨」的反民主跡象出現在民進黨時，他們不容易察覺。參與政治的熱忱成了配合政治偶像的動力；改變的假象掩護了威權復辟的事實。2017年蔡英文和柯文哲進一步的勾結，把政黨中的民主斷層擴散為全台灣「年輕世代」和「對抗世代」間的斷層。民主價值無法傳承，反而任由既得利益者扭曲標準、矛盾定義。
政治人物神格化、和網軍的興起，進一步加深了斷層的深度。隨著中國超限戰的滲透顛覆，蔡英文樂於讓柯文哲搭著這一波愚民的順風車，玩起風向操作的的遊戲。這和民主精神是相違背的。民主講求讓人民知道的越多越好，因為人民懂得越多，思路越清楚，越知道如何約束政府。但風向操作則是相反，人民知道的越少越好，訊息越偏差越好，這樣才會對神壇上的偶像死心踏地。這讓年輕世代很容易被高遠的理想帶走，而且察覺不出民主的陷阱。蔡英文經過1124大敗後，知道接下來將危及自己的權力地位，她選擇戴上魔戒，自己下海加入柯、韓運作模式。原本的世代差距因此進一步撕裂成整個台灣的民主斷層。
相較於堅持民主價值的「對抗世代」，在斷層的另一邊，民主的原則和價值變得可以任意曲解成『利己』的方向，勝選才是唯一正義。『為達目標沒有不能做的』這種觀念成為理所當然。這不但形成了可笑的「民主專政」，也同時讓台灣人失去了民主的判斷能力、和身為民主信仰者的驕傲。吳祥輝這個敢在專制時期嗆老蔣的小子，就是在鬥嘴中對蔡英文做最嚴厲的控訴。民主的大倒退，也就是台灣抵抗中國的最大危機。當你連對政治的想法都和中國人無二致時，被併吞對你來說其實是無痛的。
『勝選才是正義』這個路線的人，最常說的話就是『選不贏，一切都完了』。這是因為他們把「贏」當成選舉的最高價值。但我不是這樣看的，贏只能把政客送上權力舞台，那只有政客贏。「人民的贏」，要能讓站在權力舞台上的人不行差踏錯，誠懇的為民服務，願意為了人民的意願而調整政策。實踐主權在民，才是人民的「贏」。要做到這一點，不是萬民擁戴、眾星拱月的吹捧一個不世出的明君聖主，這是中國才玩的遊戲。而是要透過每一次的選舉，讓政客們『敬畏這個機制』。只有讓政客敬畏民主機制，他才會尊重程序和價值定義，政客尊重程序，人民的力量才有介入國政的空間。
所以，不論你是想抵抗中共侵略、想阻擋和平協議、想拒絶自貿協定，你最先要做的事是堅持民主的價值。不要把政治偶像的意志當成自己的意志，不要把政治偶像創造的定義當成自己的定義。人民才是主人，人民不是屈從口號的羔羊。
讓政客敬畏，你才能阻止想阻止的。否則你所害怕的和平協議也好、自經區也好，會在政客的操弄下，化為數個名稱不同、但效用相似的「變體」，並成為他換取自身利益、或保住權位的籌碼。最後分次分項的在你無法察覺的情況下，成為你生活中的現實。而你，可能還在幫他叫好。
蔡英文正在重複她2008年的模式，因為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仍在。台灣的現況可以說是她一手放縱而成的。她把台灣現況解釋為旦夕亡國(就如同2008的亡黨)，而在賴清德出來之前，她又是那個唯一願意承擔的人。再次讓她得逞，而且不再有連任壓力，她為台灣造成的災難會比現況更淒慘。因為在她眼中，人民愚不可及。2008讓民進黨最後成為蔡英文一個人的黨，2020她若勝選，將會讓台灣成為她一個人的台灣。當然，她很可能根本選不贏。
正因為國民黨勝選的機會更大，台灣人更應該趁此時勇敢地拒絶蔡英文的綁架，在總統選舉、立委選舉都展現獨立的意志。人民站出來應戰的意志越強，越能讓下一任總統敬畏。為了民主價值而進行的選舉，不論勝敗，都將讓掌權者顧忌，不管那個掌權者是誰；只為了保皇勝選而進行的選舉，就算選上了也只是政客的成功，反而會讓他更加藐視民主。看看柯、韓的離譜，你會明白我要表達什麼。要填補這個民主的斷層，打破年輕世代的平行世界，台灣必需讓蔡英文下架，並讓所有試圖爭取大位的人選以為戒、心生警惕、尊重人民的意志。國家是人民的；人民任命的總統出了問題，處理她是人民的責任，也就是你的責任。
#賴清德要賴粉別攻擊
#但我不是賴粉
#支持賴只是實踐民主
2018年4月7日
2018年4月7日，前民主進步黨雲林縣黨部主任委員王麗萍相當憂心地說，民主進步黨內部初選「刀刀見骨」，當選後遂行「民主法西斯」，違背當初追求民主自由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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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政黨顏色 黨外參政平台成立
2018-04-07 中央社 記者葉子綱 雲林縣7日電
今天是紀念民主先輩鄭南榕的言論自由日。雲林虎尾厝沙龍主人王麗萍成立「黨外參政平台」，超越藍綠政黨顏色、追求民主的精神，號召素人參政，實踐日常政治，發揮公民力量。
鄭南榕創辦「自由時代周刊」，倡議「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1989年4月7日為捍衛言論自由而自焚身亡，他的主張獲得社會迴響。行政院在民國105年將4月7日訂為「言論自由日」。
曾任民主進步黨雲林縣黨部首位女性主委的前立委王麗萍，上午以虎尾厝沙龍主人身分宣布成立「黨外參政平台」，訴求「緬懷理想靈魂，重建黨外精神」，推動「日常政治，小民參政」的理念；現場並將藍綠橘黃顏料倒入透明缸中攪和，諷刺沆瀣一氣臭味相投、象徵突破不同顏色政黨。
王麗萍說，30多年前所謂黨外精神，是反獨裁、追求民主；時至今日台灣經歷3次政黨輪替，當年的獨裁政權經過解嚴、總統選舉已瓦解，現在的政治內涵必須重新檢視國家社會主體的環境、生態、性別、勞動及人權等發展。但是，她相當憂心地說，民主進步黨內部初選「刀刀見骨」，當選後遂行「民主法西斯」，違背當初追求民主自由的初衷。
曾在「自由時代周刊」工作的王麗萍表示，民主應該尊重多元價值；並非選舉時稱人民是頭家，等當選後卻變得好大、變成自己是頭家。現在要喚起追求「新黨外精神」的批判、促進政治小民的全面參與。
與會關心的無國界記者組織榮譽董事、民運人士吾爾開希指出，台灣現在面臨「藍綠困局」，出現每個人不是個人而是顏色的怪現象，縱容或姑息自己顏色政黨或政治人物的所作所為，導致社會愈來愈膚淺與對立；超越藍綠及政黨，發揮黨外精神，每個定義自己是「公民」，這是台灣走在下一階段民主化非常重要的課題。
台灣藝術發展協會理事長、虎尾涌翠閣經營者蔣耀賢表示，打破既有政黨框架，透過其他團體連結全國，即使素人參政也有伙伴，黨外參政平台粉絲網頁完成後可望今天推出。（編輯：張芷瑄、梁君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