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玉玲或許沒有想到,她的書寫與紀錄給了我輾轉於反覆不安的些許出口。
進出這些出口的緣由,並不是看到太多「逃離」,而無法產生書寫的勇氣。也不是將苦痛化為文字,就可以稍稍減緩難已改變的體制中所帶來的沉重的悲哀。而是,透過顧玉玲在文字與文字形象間的引領,我便不得不記憶起在我們生活週遭許許多多的「卡洛琳」以及她們的朋友們。緊鄰著現實的懸崖邊,每日每夜的在「認命」與「逃離」間苦苦地掙扎。她們唯一可能引起的重視,就是在報章雜誌那些豆腐干大小的方塊,每隔幾天你會聽到有外勞跳樓死了,又一個外勞上吊死了,然而,久而久之,死亡於是成為稀鬆平常的事情,人們對於生活世界中所失去的情感、所失去的對話,就不容易搥胸頓足,不輕易哭泣。
顧玉玲的紀錄,除了讓人更易瞭解外勞的生命處境之外,更讓我驚訝的是她所處身的位置。因為我看到太多的組織工作者,在對勞工政策批判、資遣費的追討、社運團體間的鬥爭、工會與工會間的逡巡,已經疲倦忙碌不堪。更重要的計畫可能是對下一階段的策略要如何推行、與如何施壓的問題。然而,在很多時候,這些組織工作者相較勞動者自己本身、一般文字工作者、文化運動工作者,對於他(她)們所參與的事件、希冀組織的勞動者,(可能)會有更深刻的關懷、認識與描述。但往往他們沒有多餘的心力書寫(或許也不覺得這樣的書寫是重要的)。被壓迫者的生命史、生命故事常常就這樣輕易的在歷史的洪流中默默地逝去了,也降低了讓社會大眾真實瞭解、感受的可能性。
另外,我也曾和一些對報導文學有熱情的年輕朋友交流與互動過,他們在文字上的運用與操作行如流水、才華洋溢,但是對於這些勞動者,他們很難與其對話,也不能深刻的體會到他們背後所面臨到結構性質的壓迫。於是,常常傾向於將勞動者生命中的苦難作為創作的舉證材料之一,他們所關懷的並不是勞動者這個主體本身,而是勞動者生命中所潛藏的苦難,然後一窩蜂地挖掘與窺視這些苦難。所以,創作出來的作品往往是平面的、沒有時間性,紀錄混雜著情感氾濫與自白,看到的不是作品中事件所想傳達出來的訊息,而僅是作者本身。
所以,當我看到顧玉玲身為一個組織工作者的書寫嘗試,我內心其實是感到非常的開心的,因為藉由她文章中的腳步,我們慢慢親近了外勞的生活場景以及她們被政策安排的命運,我們初步認識到那些不公義的政策與權力話語,我們的生命彷彿有一個管道可以與這群外籍勞工朋友們產生一些什麼樣的連結,那些沉默所引發的感動或許不該僅僅只是感動與沉默…
期待顧玉玲繼續書寫,更多組織工作者的書寫。深刻、多面向的書寫勞動者樣貌與聲音,並發展文化運動的另類可能,引發更深層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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