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平抑巴黎市郊的動亂，法國執政當局祭出1955年4月13日所制定的一「緊急狀態法」，授權憲警在特定地區執行人員控管與宵禁。根據該法令的內容，「任何人的行為若是可能危及公共安全與秩序」，治安單位可以使用限定住所的方式執行軟禁；「任何可能造成或延續失序狀態的集會」，警方可以事先禁止或勒令解散，而且在此情況之下，任何集會的場所都可以閉鎖封禁；關於言論方面，允許治安單位「採取任何措施，以便於針對媒體或任何出版品進行控管」；同時，在緊急狀態時期，軍事法庭得以介入犯行調查和審判，和一般法庭並行執法；此外，平常被嚴格禁止的夜間搜索，這一次憲警也獲得授權，得以擴大執行。
半個世紀前制定的緊急狀態法，有其特殊的背景，因為當時北非殖民地阿爾及利亞鬧獨立，法國政府軍窮於應付，而本土內部又有大小不斷的集會示威，呼應阿爾吉利亞的反抗軍。也就是說，當時立法是為了對付殖民地的「次等國民」和法國本土的「內部敵人」。如今，面對巴黎近郊的青少年蜂起，當局居然動用到殖民地時期的法令來鎮壓，一方面可以虧見動亂規模之大，另一方面，也可以探知右翼政府潛在的心態：市郊的移民後裔，儘管已經落地生根好幾個世代，迄今還是被當作「次等國民」或「內部敵人」看待。
這道法令一壓下來，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包括遷徙、集會、言論、新聞自由，幾乎全部被凍結。這個週末，在宵禁之下，無數精力旺盛的青少年由於「記錄不良」，處於被監控的狀態；原先有幾個團體要發動的集會遊行，全部被禁止。在言論自由方面，由於目前青少年的通訊多透過網路，這些日子，已經有許多blog的負責人被傳訊，多位被認為發表「煽動性言論」的青年甚至遭到逮捕羈押。做為1789年大革命與「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的祖國，法國在這一個事件中，等於否定了自己最榮耀的歷史。
如今，右翼的席哈克已經當權十年，對於貧富兩極化、族群融合、城市更新以及中下階層青年高失業率的問題提不出解決的方案，反而以「安全」和「秩序」為藉口，轉移焦點，動用公權暴力來對付弱勢的、孤立的、沒有未來的青少年。這不僅未能消弭動亂，反而是在為未來更龐大的抗爭風潮埋下憤怒的種子。公權力的鎮壓既然可以剝奪年輕公民的基本權利，那麼，對於這些「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青少年而言，似乎也再也沒有什麼顧忌！
政府不肯承認錯誤，反而以殖民地時代的緊急狀態法來塑造「內部敵人」，這等於告訴市郊的移民後裔，他們永遠也無法成為真正的法國人，膚色和口音是他們的原罪，身分認同是他們永恆的危機。整個國家因此披上了憲警的外衣，法國三色國旗所象徵的「平等、自由、博愛」精神，成為遙遠的記憶。從這個觀點來看，市郊青年的抗爭反而有了更大的正當性，那是尊嚴之爭，是基本人權之爭，是回溯到法蘭西光榮傳同的，對於平等、自由、博愛的想望與堅持。真正的「內部敵人」，是頑固的右翼政權，是偽善的總統席哈克，是被視為席哈克接班人的內政部長沙柯吉。就在這個週末的一次訪談上，沙柯吉依然堅持使用「人渣」、「流氓」等侮辱性的字眼來指稱蜂起的市郊青年。有這樣的政府，還怕青年不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