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署長坐視屬下施暴
拒絕媒體列席環評大會

2007/08/10

2007年8月10日上午9點30分,環保署第七屆環評委員第一次環評大會開始,媒體記者均與會聆聽,開會通知上並未言明記者不得入內列席聆聽,大約過了十多分鐘鐘後,環評大會主席暨環保署署長陳重信表示,基於環保署內規,請在場媒體記者離場,環評大會開始,所有媒體在場外與公關科科長林于凱協調、等候約15分鐘後,部分媒體先行離去,並等待11點半由環保署統一發布開會結果通知。

環保署日前曾公開宣稱,環評委員屬於廣義的公務員、環評大會過去皆開放記者列席旁聽,為何唯獨此次環評大會(環評審查委員會第154次會議)禁止媒體採訪?我提出異議,隨後進入環評大會會場,在一旁椅子坐下安靜聆聽。

會議進行中,委員在發表利益迴避之意見,約一分鐘過後,署長陳重信直接點名要求我離場,但我明確表示身分,我是自由時報記者周富美,在場旁聽並未採訪或干擾會議進行,以前環評大會均可採訪,環保署既已發出開會通知,也未規定記者不得列席,請環保署提出法規說明記者不得在場列席聆聽之法規,署長陳重信回應指出,是內部會議,不對外公開,並因此宣佈會議暫停五分鐘。

10點30分左右,環保署公關科科長林于凱進入議場,與我協調,隨即政風室主任范大維進入會場,對我大喊「妳在妨礙公務」,要求我離場,我堅持「請環保署拿出法規,法規規定記者不得列席旁聽,除非看到法規,否則不離開」,此時環保署政風室主任范大維隨即伸手抓我左手並觸碰胸部,將我抬起後摔倒跌坐在地,為求自保,我立刻大喊:「你把我摔到地上,而且還摸我胸部!」

沒想到范大維變本加厲,拿出名片在我面前搖晃,並語帶威脅及恐嚇對我咆嘯,「妳去告我啊,這裡是我名片,你拿去啊!拿去告我啊,我的名字都在上面,我也可以告妳打我!」,隨後打電話報警,要求博愛派出所派出四名女警將我拖走,同時揚言要告我妨礙公務,拉到派出所作筆錄,此時環保署長陳重信親眼見到屬下使用暴力並未阻攔,並安靜地離開現場。

環保署公關科長林于凱表示,環保署先動手打人已不對在先,到警察局作筆錄將曠日費時,我顧及下午仍有採訪行程,於是站起來向環評委員們道歉,我表示,當時自己正在執行工作,只是列席環評大會旁聽,沒想到坐在一旁卻遭環保署政風室暴力相對拉跌在地,記者有新聞採訪的自由,況且只是列席旁聽,並未當場採訪,不明白為何環保署有如此動作,隨後離開。

環保署政風室楊華興隨後跟上,援引行政程序法第十條「行政機關可行使裁量權」,以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四十六條,主張記者不得進入環評大會現場旁聽,環保署長陳重信放任屬下對媒體記者行使暴力並出言恫赫,已對我身心造成極大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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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大搞戒嚴
2007/09/23 蘋果日報 方儉(綠色消費者基金會董事長)

日前環保署第七任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開會,規定一系列的環評資訊「管制」措施,引起環保團體和記者一陣譁然,有人批評環保署長陳重信在「搞戒嚴」。沒想到後續發展更令人驚恐。環保署發函《自由時報》,以該報周富美「嚴重妨害公務」為由,不同意她採訪。環保署對新聞自由的基本尊重都沒有,較諸陳水扁總統、呂秀蓮副總統以至其他政壇人士,雖對不同立場媒體、記者冷言相向,還沒有禁止記者採訪的。解嚴20年,環保署竟行戒嚴之實,實在不是一個「正常國家」應有的作為。
筆者23年前在《民生報》曾跑環保線,當時還沒有環保署,而是「衛生署環保局」,當時的環保局長是莊進源先生。莊進源雖受日本教育,作風保守,但我們仍認為莊進源確是對環保資訊最公開的環保首長。衛生署環保局設於敦化北路台塑大樓的後棟,有人笑稱環保局「深入敵營」。當時並沒有「環保記者」而是「衛生記者」,跑環保局的記者可以自由出入局內各項會議,除了人事和招標等密級會議,包括每周的主管會議,記者大大方方走進去坐下來聽,寫什麼也沒有公關人員囉嗦。我對環保的知識、法令、政策、人脈等方面的知識,都是那時候建立的。我對莊進源的資訊公開政策十分感佩。
後來環保局升格環保署,簡又新擔任署長,我和其他記者「依例」坐在主管會議中,簡又新就宣布未來記者不可旁聽主管會議。從此環保資訊不再透明,記者和閱聽人無法與聞環保政策的形成。個人認為,這是解嚴前後最大的新聞自由的退步;但和今天相比,是小巫見大巫。周富美小姐也不必生氣,上了環保署的「黑名單」應該高興。想當年陳重信署長也是台灣海外黑名單,想回台灣也歸不得也,30年風水輪流轉,如今可以當立委、環保署長。環保署「黑名單」上的周富美,未來前途應該不可限量。然而《自由時報》長期以來是和執政黨同色系的,自家記者被修理,報紙隻字未提,令人懷念當年的《中央日報》。一個沒有牙齒維護自己報社和記者尊嚴的媒體,會有好下場嗎?環保署不要忘了,如果不是當年記者配合當報憂的烏鴉,不可能成立環保署的。如果環保署都把污染「消音」,今年立法院可以把環保預算刪光算了,反正已經沒有污染問題了。
陳重信也不要忘了,當年白色恐怖使您有家歸不得,今天卻把「黑名單」加諸爭取採訪權的記者身上,是錯估了形勢?還是受迫害者把痛苦轉移給別人的本能?或許一葉知秋,反映出許多執政官員對未來的焦慮,以及官僚系統復辟戒嚴時期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