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切也要先從1968年說起。
1960年代歐美國家爆發大規模的反叛、抗爭與狂噪，雖然留下了對抗性的時代精神，卻也帶來極大的反撲。新保守主義不僅因為雷根、柴契爾夫人的崛起而在英美等國取得政權，推行一連串政策，一步步解編從羅斯福新政建立起來的社會福利制度，更重要的，在美國結合保守宗教團體、白人優越感及共和黨政客的草根力量也不斷茁壯，甚至威脅到1960年代建立起對性別、人權、移民、族群種種差異保障的社會共識及民權法制。雖然說物極必反，收割了美國社會已經凝聚多年對小布希新保守主義政策的不滿，2008年歐巴馬以「change」口號高票當選，但已經在美國生根茁壯的新保守主義利用美國即將左傾的危機感，結合草根民眾、媒體及政客的茶黨運動風起雲湧，共和黨被茶黨群眾拉得急速往右傾斜，一連數次參議員、州長改選，民主黨傳統支持票區紛紛淪陷，直接動搖到歐巴馬的統治基礎。在接近退一步即無死所的情況下，2011年9月中冒起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可以說是民主黨精英、傾民主黨媒體、民權團體及左翼期盼已久的社會運動。
佔領華爾街運動實在有太多1960年代的遺產與符號。發起運動的加拿大雜誌Adbusters（Adbusters Media Foundation）承認除了阿拉伯之春的精神，還運用1968年在文化戰線上影響法國學生運動的情境主義（Situationism）概念，即找到資本主義社會鉅觀的代表性符號進行解構及對抗，並且打算取消與資本主義嵌合已久的各種層級化官僚組織，這裡面包括工會、教育機構等等失去革命理念的組織，而訴求直接民主。所以針對華爾街並不是偶然，華爾街的建築群聚、龐大的數位資本積累及無止境的貪婪，在社會氛圍、電影及媒體上早就累積了過多的情緒，加上2008年金融危機卻是國家拿全民上繳的稅金拯救，造成「華爾街」可以說是唯一首選的標的。此外，佔領運動不斷強調水平化、無領導者的組織也符合當年情境主義及許多民權運動的傳統。
事實上，排山倒海而來的新保守主義，不僅衝擊歐美各國的政治權力分配，也誘發蘇聯解體、東歐共產體制崩解，歐美的左翼團體在反對資本主義之時所訴求的明確目標頓時在歐美社會失去說服力，更是難以應對隨後而來由GATT、WTO所描塑的自由經濟烏托邦，彼此間僅能以一個極弱的連結進行對抗，甚至連聯盟也稱不上，1999年圍堵WTO部長級會議成功後，這種以「弱連結」、「先聚再談順便行動」的論壇形式終於被廣泛接受，不僅在歷次IMF、世界財富論壇、G8高峰會及WTO等等國際會議場外出現，也從2001年開始以「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為口號舉辦了數次世界社會論壇（the World Social Forum）。但是，從仍然必須聚在一起從頭談起該怎麼走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顯現出世界社會論壇還沒理出什麼往前走的可能方向。
然而，從表面上的無組織、沒有領導、無政府傾向來描述佔領華爾街運動卻又不甚準確的。除了在佔領現場及網絡，Jo Freeman在1972年以反省社運組織無領導、無架構原則所寫的經典文章〈無架構的暴政〉（The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一再被佔領運動提及，並一直藉著開讀書會提醒彼此。而在運動的實際運作上，從一開始，整個運動後勤及與警方、官方的周旋極其依靠當地的工會及民權組織，也就是說，雖然十多年來世界社會論壇沒有具體成果，但每次都或多或少參與論壇的各種組織及其參與者，已經知道如何參與、應對甚至支援無止無境的清談，甚至認為「論壇」本身就是擴大社會連結面的重要形式。而更重要的，美國各個民權團體也開始延伸「佔領」概念到自己的議題身上，例如最近最有針對性的佔領我們的家運動（Occupy Our Homes），就是反對美國政府只救援銀行，卻不支持因失業、生意失敗房子即將法拍的民眾，佔領我們的家運動動員各地的民眾前往法庭、法拍屋前阻止拍賣、斷水斷電及接管，這個運動緣起於1970年代的「空餘屋前帳棚運動」，藉以凸顯嚴重的法拍及遊民現象，2006年金融風暴前佛羅里達州「拿回土地運動」（Take Back the Land）則開始進行更激進的行動，將法拍空屋提供給遊民居住，2011年拿回土地運動則僅僅運用「佔領」概念擴大行動層面及影響力。
「佔領」從空間擴散到種種的議題，包括貧窮、飢餓、居住權、教育、性別、國會改革、勞動現場等等，其實仍然仰賴美國耕耘已久的民權團體才得以操作。沒有這個基礎，才會讓許多國家包括台灣複製佔領運動時，僅能淪為快閃的原因。
雖然在實體組織及具體議題上有一定程度的基礎，但卻不能忽略佔領運動的一個重要特徵，那就是具有類似於茶黨的民眾主義（populism）。佔領華爾街運動強調的99%與茶黨主張代表一般美國人其實是異曲同工，而這種成功極大化自身代表性，而它無組織卻能如龍捲風般不斷吸納參與者的形式，一方面雖然容易衝擊永久處於不安全感的政治統治集團及吸引媒體，但另一方面卻也是主流政治利用的溫床。
美國歷史上有兩次因為經濟危機引發衝擊美國政經結構的民眾主義，第一次是1893年鍍金年代後的經濟危機，第二次則是1929年經濟大恐慌，兩次的共通點都是有效召喚及動員所謂的受苦大眾，挑戰了舊有的政治結構，但將每個群體的問題包裹在大範圍的受苦大眾之下，固然在第一次促成了人民黨的興起，第二次則讓羅斯福得以推動的新政，但也因為民眾主義的影響讓不同群體的特徵自我模糊及去主體化，以勞工團體為例，1894年the Knight of Labor工會發動著名的鐵路大罷工，及1930年代因為失業、工潮CIO（產業工會聯合會，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工潮大幅成長，但民眾主義的衝擊是之後the Knight of Labor沒落的原因之一。而羅斯福的新政也讓國家能力因施行社會福利大幅提高，事實上，CIO對於羅斯福以經濟危機為由，讓國家介入社會福利領域一直存有疑慮，而二次大戰後的社會福利國家雖然造成工會組織率的新一波高峰，卻也因為官僚化及過於和政權整合，難以面對新的政治經濟情勢，無力面對1960年代的石油危機、反戰及社會不滿，才會使得工會本身也成為改造的目標。
數十年滄海桑田過去，2008年爆發的次貸危機固然呈現了資本主義累積多年的危機，但卻不盡然造成資本主義有迫於改革的壓力。美國在大規模的銀行救援方案使危機稍解後，風起雲湧茶黨運動不僅讓美國社會更趨保守化，致使危機爆發的小政府及去管制等新自由主義政策經過茶黨的加持，反而掉過頭來成為危機的解決方案。也就是說，不論是新政的社會福利甜頭或是新保守主義一刀切的大刀，佔領華爾街運動雖然有其改革乃至於革命的傳承，卻在一開始就是個被動因應的社會運動，逼使得訴求幾乎只能全盤接受改良式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強調國家管制，以重新回到二次大戰後的偉大時代，其它更多元、深刻的反省反而成為點綴的花邊，更不復見1968世代中許多的想像及衝撞。所以佔領華爾街運動至今仍呈現極其「順法」的鬥爭，例如警方禁止使用擴音器，被迫發展以人傳人的人肉麥克風，反而成為佔領運動至今沾沾自喜的邊緣求生特色，而11月中紐約政府對於Zuccotti公園的清場，也以同意國家為前提，批評清場行動的合憲性，日前雖然透過合法程序的抗告方式，成功爭取到重新開放Zuccotti公園，卻還是同意警方所開出不帶睡袋、食物的限制。
佔領華爾街運動如果難以擺脫仰賴組織運作卻又將組織隱形化、順法鬥爭等狀況，最大的成果將會是早盼著茶黨的牽制力量興起的民主黨精英成功接受運動成果，擴大歐巴馬施政的合理性以成功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