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學費的左翼主張

大學學雜費的調整問題，在台灣已是近20年來最具爭議性的高等教育議題之一。許多官方說法總是說：「我國大學學雜費已經很便宜」，「只是調漲幾百元，根本還未反映成本」，然而，卻屢屢招致大眾反對聲浪。相對於官方近日的「學費議題被和選舉考量掛勾，所以難以調漲」說法，彷彿想聲稱「不漲學費是訴諸民粹的不理性作法」；實際上，大學學費或許的確已是社會大眾的一項沉重壓力來源。人民對漲學費的反彈並非「討厭多繳幾百元」如此簡單。

壓垮生活的教育開支

一項原因在於，真實的「學費」其實不只是學生付給大學的「學雜費」費用，而還包括著為了就學得付出的各種成本。

根據高師大教育系教授陳麗珠於2009年底的研究報告《我國大學學雜費之分析與研議》指出，台灣目前就讀國立大學的學生，每人一年為了就學要付出的費用，平均達20萬元（約為每年5萬學費+12x每月1萬生活費、住宿費+3萬書本、文具、其他花費），就讀私立大學則平均高達25萬元（學費每年平均比國立再多5萬）。換句話說，每個家庭為了讓1個孩子念大學4年，帳面上得付出的成本即達80-100萬之多。

每個大學生每年20-25萬，看不出來究竟算不算多。但根據陳麗珠的這份報告的第77頁指出，若將台灣依家戶所得切割為五等分，其中所得為後20%的家庭，每年僅有31萬餘元的收入，相形下這份教育費用就將佔了其收入7成；政府可能聲稱，這群人不少屬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可獲得學費減免與補貼。然而，對於多半難以取得補貼的第二等家庭（收入屬後20%-40%）來說，其每年收入也平均僅有57萬餘元，1個孩子就讀大學就將花去4成所得，若2個孩子則就所剩無幾，家庭如何生活？

而且，每年20-25萬的個人教育費用，這數字還很可能低估。一來，如果實際考察日益攀高的住宿費和額外消費，每月生活費加住宿費平均應不只1萬元（此數字為該研究報告的初估）；二來還沒計算本來提早就業能獲得的所得（即所謂的「機會成本」）。如果再念個研究所2到3年，受高等教育的費用肯定將在100萬以上、甚至高達200萬了。這絕對是筆沉重的開支，不是「台灣學費很便宜了」的輕挑論調所能掩蓋。

無怪乎，台灣就學貸款的申貸人次屢創新高。根據學生團體「青年要好野」的《2011年臺灣青年學貸調查報告》指出：以98學年度為例，該年高中職以上申貸就學貸款的人數就達40萬人之多，佔學生數中的19.2%，該年申貸金額達300億元。還記得，我一位就讀私立大學、準備畢業的朋友曾說：「現在，我人生的『第一個100萬』，居然就是學貸負債。」被高教育費用壓垮的人生，已是越來越多人的現實。

也因此，學生的基本生活得不斷壓縮。吃也要省（廉價快餐與小吃在校園周圍總如雨後春筍），住也要省（無怪乎無良房東的違建隔間一直有大量需求），而學習也要挑選「未來比較有前景的熱門科系」，而非自己有興趣的科系。在課餘時間及寒暑假，「打工」已是過半數大學生的共同經驗，顧不得來大學的基本學習目的。要「省」的往往不只是金錢，也包括了真誠求知的心力。

教育不是投資，是剝削

為了合理化這麼高額的教育費用，官方的說法是：「教育是個合宜的投資」。姑且不論「個人投資」的概念是否掩飾了教育應是公共服務、主要該由政府支助的責任；更現實的問題是，投入這上百萬的教育費用，對學生真的「划算」嗎？答案卻恐怕是否定的。「划算」的只有學校、政府和未來的資方而已。

我們可以看到，近15年來，受高等教育的「投資報酬率」是持續下降的。根據行政院勞委會的調查統計（http://statdb.cla.gov.tw/statis/stmain.jsp?sys=100），2000年台灣大學畢業生的初任工作每月名目薪資是28016元，到了2010年，則是26455元。這還未計算，10年之間，消費者物價還有個漲幅是9.6%。也就是說，若平準物價後來計算實質薪資，大學畢業生的起薪下滑了至少14.7%！然而，這10年來，大學學費、各種花費卻是有增無減。

但受高等教育的投資報酬下降、甚至「不划算」這件事情，可不代表說，「不念大學」才是個經濟理性選擇，是問題解決的出路。相反地，教育「投資報酬率」下降、造成「文憑貶值」的效應，是會有骨牌擠壓效應的。當大學畢業生的薪資從2萬8下壓到了2萬6，高中職畢業生必然也無法提升，10年來只能維持在2萬2之間，且計入物價調漲則實質薪資都是下滑。於是，學歷更低下者變得機會比過去更少、生活也更加貧困。

也就是說，儘管「不划算」，大學卻變成「不能不念」，原因在於，在勞動力相互競爭下，如果不念，不但機會渺茫，甚至有更高的失業風險。這現象在美國更是明顯，高教擴張後大學畢業生實質起薪不變，但高中以下的畢業生則下滑。是故，英國教育社會學學者Phillip Brown於《Global Auction》一書即指出，受教育已經越來越不是一項「划算的投資」，而成為了「防禦性支出」（defensive expenditure）：受教育不會增加薪資，但不受教育會減少薪資。

有趣的問題是，受教育如果不會增加薪資，那麼，教育花去了如此大量的費用（不論是學生出的學費，或是政府提供的補貼），甚至還逼迫越來越多的人得投入日益漫長的時間在這裡頭，究竟是對誰有利？如果教育擴張不只是個單純愚蠢的浪費資源（如文憑主義理論所暗示的），我想這答案是呼之欲出的：得利的是能因此享用大量廉價技術勞力的雇主。如果搭配的是收取學費的私有化教育模式，得利的則還有因此節省了大筆資源、甚至能獲利的政府和學校。而受害的是得付出不斷高漲的教育費用的人民。

這展現的社會現實是：總體來看，教育其實不是「投資」，教育是種「剝削」，是種將人民的勞力、時間、費用耗去，成果卻是歸學校與未來資方所有的壓迫過程。人民因為沒有生產工具，非得要求取受雇機會、到企業供其剝削才能維生；而為了受雇，又要先經歷教育過程的剝削，提升自身的勞動力素質，否則連成為受雇者以維生的機會都可能被剝奪。

模糊壓迫的霸權論述

平均來說，「念大學越來越難回本」這事實，官方也很難再裝聾作啞下去。他們的最新說法是：「念完大學還找不到好工作，是因為自己沒有好好藉機會培養『就業力』的問題」，想把問題給「個人化」來模糊集體遭遇的問題。或者是說：「念大學更重要的是發展自我心靈，不應該只考慮金錢回報」，想用心靈改革來迴避教育回報破產的事實。對於這些說詞，倘若理解了前述的剝削關係，明眼人應該都不難看穿。

在此我僅回應一項日益高漲的霸權論述，所謂的「不漲學費，不公不義」論。台大校長李嗣涔這幾年來不斷說：「因為念大學的人，平均來說家庭背景都比較好，所以，收取高一些的學費是合理的。只要再拿一些出來補助弱勢就好」，他指出台大學生（或大學生）背景更好，所以「不漲學費，不公不義」，「可以漲到和私立學校一樣貴」。

這種以「學費重分配」（有錢的人多收，補給沒錢的人可少收）的說詞貌似合理，但我們必須提出幾點質疑：

一、根據經驗以及政策脈絡來看，這套「學費重分配」、「不漲學費、不公不義」的說詞，真正關切的點是在「調漲」，而非「公義」。也就是說，這不過是當政府經費不足、大學急於搶錢時，所想出來的一個藉口。到時候全面調漲了學費，再拿出一小部分來當獎助學金做做門面，就能博得照顧弱勢的美名。例如說，目前的調漲學費辦法裡規範，調漲的學費應有3%用於獎助學金。試問，那剩下的97%不就是無重分配地被拿走了嗎？

二、儘管是玩真的，把著眼點放在「重分配」，想讓富者多出、貧者少出，常見的方法應是「稅制改革」：透過累進稅制、課徵資本利得、廢除財團減稅措施...等來達成重分配，而非在個別公共服務的費用下手。稅制改革能清楚算出不同所得的人究竟負擔多少比例的稅基，讓重分配能避免治絲益棼（難不成，水費、電費、過路費...也要重分配？）或所謂的「剝兩層皮」；再者，它也減少如前項「以重分配之名，行調漲之實」的可能。儘管，在資本主義的環境下，所謂的「重分配」通常有所極限（總不能影響資本積累），而且也只會進行到能穩定社會即可（取得「正當性」），不可能「玩真的」。要玩真的，其實關鍵的問題還是勞資之間的階級鬥爭問題，而非第二階段的稅制或福利重分配，更不會是學費重分配。

從反學費到反資本主義

三、更根本的說，學費彰顯的問題，不只是「太貴的話，沒錢人會唸不起」的教育機會均等問題而已；學費、以及連帶的其他教育費用，已是當代資本主義對整體勞動者的一個關鍵剝削來源，受壓迫的是不分階層的整體工人階級（包括專業工人、中產階級）。當我們發現，教育費用已成為每一個想要獲得工作的人們被迫得投入的鉅額成本，然而，得利的卻是能自此取得大量技術勞動力的雇主，勞工能獲得的薪資卻在競爭下絲毫不會增加；我們不難洞悉：對勞動者任何教育費用的提高，實質上等同於減少工人的薪資、增加雇主能取得的生產力罷了！這是經濟不景氣的年代，政府要把培育人力的成本轉嫁給勞方自身的一種手法。

因此，要根本解決學費背後的壓迫來源，討論的問題不該只在「階層重分配」（下焉是學費重分配，上焉是稅制改革，但都還不足夠），而是個資本主義下資方能剝削、壓迫勞方的問題。我們需要問：是什麼樣的生產關係，能讓資方逼著勞方自身負擔越來越沉重的教育訓練成本，來供資方獲利？為何不會是勞方逼著資方負擔越來越高的教育訓練成本，來供勞方生活與學習？這才是學費、教育費用會持續高漲的根本基礎。而要反對學費帶來的壓迫，必然需要同時反對這背後的生產關係：資本主義下資本剝削勞工以積累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