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每一次工人革命運動陷於低潮，都會出現各種否定工人階級有能力推翻資本主義、創建平等社會的理論。自從六七十年代激進運動消退以後便是這樣。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崩潰之後，各種「後馬克思主義」、「身份政治」的思潮便更活躍，而且多少流傳到港台。
這種思潮多少仍保留對社會主義這樣一種理想社會的嚮往（註一），可是他們認為實現社會主義不能再依靠工人階級革命，而是要依靠各種各樣的新社會運動（其實早已不新了），各種各樣的「激進民主」。他們認為，當代社會根本就不是像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那樣，是一個統一的機體，而其中經濟起決定作用；而工人階級也未如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因為經濟上的地位而使他們具有變革資本主義社會的能力。他們認為「工人階級會最終由於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的效果而團結起來反對資本主義」，不過是「幻想」（註二）。我們所處身的世界是一個後現代主義社會，是一個零碎的、分散的、充滿差異的社會；資本主義的統一性已經讓位給多元的社會實體。各種各樣的宰制與反宰制抗爭錯綜複雜，因此誰也決定不了誰。因此，階級自然也不起決定作用。社會主義者（或「人民民主」）需要承認，「階級、性別、公民、代間、宗教、種族等不同的主體範疇均具有完全平等之位階，各種具體實踐，均是反支配的人民民主抗爭之一環，各組實踐領域並不能互相化約，也沒有主從或隸屬關係。」（註三）繼續說階級起決定作用，就只能貶抑其他反壓迫的主體的鬥爭。
社會生產是中心
從道義上講，任何一種壓迫，不論它表面上如何顯得「天經地義」，都應予以譴責並且力求消除，沒有所謂「反抗甲種壓迫比反抗乙種壓迫重要」。其次，要承認過去工人運動沒有充份警覺到反對種種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及性傾向的歧視的必要。在傳統社會黨和共產黨，對獨立的婦運的敵視由來已久。即使是六七十年代的新左派也往往浸透偏見。綠色運動更是完全在左派之外發源和生長起來的。在這方面社會主義者有必要自我批評並且力圖改進。但首先要知道，這些缺失本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邏輯引伸。毋寧說那往往是對馬克思主義誤解的結果。甚至像環境問題，恩格斯晚年尤其清晰地指出資本主義的無限度工業發展怎樣破環自然生態，只是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沒有再加以發揮。
不過，說道義上要反對任何一種壓迫，說工人運動必須尊重婦運、綠運、少數民族運動、同性戀運動等等組織上的自主獨立，這是一回事；說其他社會運動，在挑戰並瓦解資本主義的權力結構以求解放方面，也是同工人運動具有一樣的能力，都是同等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這樣說是錯的。所有階級以外的其他身份（性別、種族、性傾向、公民），他們自己內部的利益矛盾並不亞於共同利益。所有婦女都應反對大男人主義，但是資產階級婦女的利益無論如何同工人階級婦女的利益有著不可克服的鴻溝，則殆無疑問。家務勞動由社會負擔這個要求，就恐怕不對資產階級婦女的胃口，尤其在資本主義處於衰退的時候。其次，這些社群手上沒有足以嚴重挑戰權力結構的手段。這正是他們同工人階級不同的地方。我們見過工人階級的總罷工使資本主義社會完全陷於癱瘓（法國1968年），甚至部份工人的罷工也能大大癱瘓資本主義正常運作（例如去年年底法國鐵路工人及公務員罷工）。我們更見過工人階級起來直接同國家機器衝突，爆發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權（不論你是否贊成革命路線，都要承認1871年法國巴黎的工人和俄國1917年的工人曾一度建立工人政權），但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婦運、綠運、消費者運動等等產生過這種能力。
工人階級具有什麼優勢
工人階級具有變革社會的能力，正正因為工人階級是社會生產的階級。不論關於「後工業社會」的理論怎麼甚囂塵上，也無改於如下事實，即資本只能依靠吸吮活勞動才能增值。但工人既有生產資本的能力，自然也就有不生產資本的能力（罷工）。而一旦工人運用這種能力就會使資本主義陷於局部或全部癱瘓。
其次，工人階級作為受資本剝削的階級，使他們具有基本一致的共同利益。自然工人內部存在不同層份，彼此間具有利益差別甚至矛盾（技術與非技術、男工與女工、失業與非失業）；但是這些差別與矛盾並沒有大到足以掩蓋過基本一致性。在勞動力市場上，任何部份工人的工資的顯著下降，都有可能拉低全體工資，或至少壓抑增長工資的要求。反之亦然。這還只是就眼前利益而言。就工人的歷史利益來說，廢除資本的權力，實行全面的工人自治，這樣對全體工人都是解放。這種物質利益的一致性是工人階級維持強大內聚力的其中一個因素。
再次，工人階級作為集體的生產者，使他們從頭起就培養了一種合作精神和集體奮鬥的習慣，因此使工人階級的組織力量及其持久性具有無比優勢，而其他社群是比不上的。歷史上工人階級的各種組織，從工會、合作社、工廠委員會直到工人代表會議，無一不曾經大大影響歷史進程。
「新社會運動」的弱點恰恰在於它們處身於社會物質生產以外，不能給予資本以決定性的打擊。
1967年，當西方學生運動高漲的時候，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認為革命代理的角色已經不是由工人扮演，而是由學生和知識份子扮演了。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道爾切（Issac Deutscher）在一次同學生的對談中說：
「你們對於你們未能有效反對所憎厭的東西而感到苦惱。為什麼你們的反對不大有效？你們是知識份子。你們的主要武器是言辭。你們的抗議除了是言辭之外就別無他途，而言辭上的抗議，如果一再重覆，只會使自己也厭倦，不會有什麼用。要使到你的抗議有效，需要將之植根於社會生活的現實中，植根於國家的生產過程中。四十年前倫敦的碼頭工人罷工反對英國政府，拒絕運送武器給白軍來反對俄國革命。你們卻無法罷工和拒絕運送武器到越南（當時正值學生反越戰運動——譯者）。在這兒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或許有助於解釋你們的狀況。你們是在生產領域之外。……你們不能有所行動，但青年工人可以——只要你們能說動他們——因為他們正正是處於生產過程之中，而生產過程是社會賴以存在的支柱。你們熱火朝天地活躍於社會生活的邊緣，而工人則消極處身於社會生活的核心。這就是我們社會的悲劇。如果你們不解決這個矛盾，你們是會被打敗的。」（註四）
1968年的法國革命印證了這個預言。法國學生的反抗雖然能夠起催化劑作用，引發了一千萬工人大罷工，可是，一旦共產黨與社會黨屈膝妥協，取消罷工，學生的行動也隨之煙銷雲散。
對「壓迫」要有具體分析
近年興起的所謂「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進一步把後馬克思主義有關「階級簡化論」的否定和對各種社會運動等量齊觀的理論發揮盡致（註五）。他們特別強調差異性與分散性，認為只有直接身受那種壓迫的人，才有資格反抗它並對它下定義。正因為這樣，所以各種運動應當互相分離，彼此自主。其次，它突顯人同時具有多重身份（作為工人，作為婦女，作為黑人），指出社會決不只是簡單分為兩類人，一種是壓迫者，一種是被壓迫者，而是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錯綜複雜，人們往往某方面是被壓迫者，另一方面又是壓迫者。男性工人是資本家的壓迫對象，但他們同時又往往是婦女的壓迫者，又或是環境污染者（例如為保飯碗拒絕同意關閉高污染的工廠）。
能敏銳揭示種種壓迫關係，這是這種理論的一個優點。不過，另一方面，把各種縱橫交錯的壓迫等量齊觀，進而引伸出「各種反宰制主體都只能平起平坐，其中沒有一個享有優先」的行動結論，那就大錯特錯了。在道德上，罷工工人被警察毆打，與妻子被丈夫毆打，都是同等地要令人憤概。但這種道義上的憤概無法告訴我們壓迫的根源來自何方。而要找到根源，就必須進行歷史的和社會的分析。一旦進行了這種分析，我們就不能不質疑：真能把資本家對工人的壓迫，同男性工人對他妻子的壓迫，等量齊觀嗎？顯然不能。那些「激進婦權主義者」認為男人都從壓迫婦女中獲益（不用做家務、帶孩子；性生活上自私自利；工資比女性高等等）。這句話雖然不夠準確，可是多少也反映一些事實。但是要知道，勞動的解放必然意味資本的消滅。不可以設想在資本仍存在的前提下，勞動可以獲得解放。換言之，資本與勞動的矛盾是本質上對抗的矛盾，二者沒有絲毫妥協的餘地。可是，男性對女性的壓迫是這樣嗎？女性的解放難道要以男性的毀滅為前提嗎？不。資本對勞動的壓迫，是資本的必然屬性；但我們卻不能說男性對女性的壓迫，是男性的必然屬性。
人類有三百萬年歷史，而婦女壓迫只是文明開始出現時的產物。說男性工人同男性資本家，在壓迫婦女方面同樣獲益，也是完全說不過去的。婦女工資比男性低，只會對資本家有利而不會對男性工人有利，相反，只會有害而已。家務勞動由婦女負擔，表面上是男性工人直接受益，實質上最大受益者是資產階級，因為家務勞動由婦女負擔，意味著勞動力生產與再生產的費用（下一代勞動者的培育費，以及這一代勞動者的部份生活費用）落到了工人家庭身上，不必花資產階級一個錢，雖然資產階級是勞動力再生產的直接受益者。其實，在男性工人來說，家務勞動歸由社會負擔，婦女完全獲得解放，男性工人不會有什麼真正的損失，反而只是為自己的解放準備了條件，因為兩性的平等，才會使兩性的千年以上的對立關係消除，才會使男性從種種由特權塑造出來的不良品格中解放出來。
作為一個階級社會，資本主義必然在社會一切領域滲透著壓迫關係。但我們必須分清楚，哪一種壓迫是本源的，哪一種是衍生的。我們總不能把資本家對勞動的壓迫，同生產線組長對生產線工人的「壓迫」等量齊觀吧。婦女壓迫雖然不是源於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無論如何也是在某個方面強化了這種壓迫。資本主義吸納婦女進入勞動力大軍，這在使婦女擺脫家庭的幽禁狀態方面是有進步意義的。但另一方面，資本吸納婦女勞動，不是為了解放婦女，而是剝削婦女，所以它總是很方便地繼承性別歧視的傳統，例如付出比男性低的工資。更為可惡的是資本在利用傳統偏見來剝削婦女之餘，並沒有減輕婦女在家務勞動的負擔，使婦女百上加斤。這種雙重壓迫的的確確是資本主義獨有的現象。所以，如果把資本對女性的壓迫，同男性工人對他妻子的壓迫等量齊觀，不啻是抓住小鬼，放走閻王。
到處樹敵
至於種族主義，就更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了。古代自然也有種族衝突，但是，認為人的膚色具有判定智力高下的標準意義，認為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種）天生比白人低劣，進而認為應當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盡量同白人分隔開，這樣一種有系統的歧視，卻是資本主義特有，而且首先是資本的剝削邏輯的產物（現在即使再沒有黑奴，黑人依然是勞動大軍中的次等公民）。如果把白人工人的種族歧視，同資產階級的種族歧視等量齊觀，說二者都從歧視中同等獲利，那也是不公道的。
反對任何一種壓迫，這是對的；但認為任何一種壓迫，都要等量齊觀，各打五十大板，那就大有問題了。這樣很容易不分青紅皂白地把可能的盟友也變成敵人。婦權運動的敵人變成為所有男人；黑人民權運動的敵人變成所有白人；同性戀運動的所有敵人變成為異性戀者。這種理論因此具有一種到處樹敵的邏輯，而且正因為這樣，也使社會運動具有永久分裂的邏輯。美國的同性戀運動多少反映這個缺點。同性戀運動固然早就分為男同性戀與女同性戀團體。但是，接著，同性戀者又同雙性戀者分道揚鑣，因為前者認為後者既然不是純粹同性戀者，就難免帶有一些「壓迫」特點；再往後，著重政治抗爭的同性戀者又同著重個人生活修養的同性戀者分裂。這樣下去自然難以形成持久而強大的力量。
後馬克思主義這些錯誤自然不是偶然的。其中一個因素正正是他們過於忽略社會經濟結構的分析。當他們說「階級、性別、公民、代間、宗教、種族等不同的主範疇具有完全平等之位階」時，不經意地透露了他們忽視社會經濟所產生的惡果：追求性別、種族、性傾向、宗教的平等，反對任何歧視——這很對，但我們能夠說追求「階級平等」嗎？難道「階級平等」不是早就在代議制盛行的國家實現了嗎？不論貧富，人人在法律上平等！但即使是後馬克思主義者也該知道，一天仍然存在階級，一天就沒有真正平等。所謂「階級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它掩蓋了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如果要廢除階級剝削，就只能以整個地消除階級為前提。但追求性別、種族的平等卻不能是以消除性別與種族為前提。這正是階級範疇同性別、種族、性傾向不同的地方。因為階級不僅是一種身份，而且是一種社會生產關係。對待生產關係上的壓迫，同對待其他身份上的壓迫，是需要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路線的。
這些話，可能在後馬克思主義者中是聽不入耳的，因為他們壓根兒否定社會經濟關係具有決定性。他們指責馬克思主義是機械的決定論（這種指責其實沒有根據——註六），所以一跳便跳到一切都由偶然性造成、政治與經濟之間沒有必然關係等等理論中去。我們在這裡不能加以反駁。我們只想指出一個基本事實：不論政治或其他領域有多大自主性，資本的擴張邏輯、一切商品化的邏輯和競爭的邏輯，正在以空前的規模，在全球範圍吞沒更多的社會領域。關於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理論，關於消費主義的分析，關於市場化的人格的分析，關於大眾文化和娛樂日益商品化的分析，在在表明，錯的不是馬克思，而是那些閉目不視的後馬克思主義者們。
註釋：
註一：台灣的變種連這一點也沒有了。香港的更不用說。
註二：Barry Hindess，Paul Hirst，“Marx Capital and Capitalism Today”，vol 2，P.258-9轉引自Ellen MeiKsin 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又請參看Laclau & Mouffe，“Hegemony and Soicalist Strategy”。
註三：《媒體∕文化批判的人民民主逃逸路線》陳光興作，唐山出版社。P.43。
註四：Issac Deutscher，‘Marxism in our time’Ramparts Press，P.74。
註五：參看Stanley Arnowitz，“The Politics of Identity：Class，Culture，Social movement”New York。
註六：參看Ellen Meiksin Wood的新書，“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此書很好地反駁了那種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機械決定論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