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這幾年，在南韓國內討論最多的不是大長今，而是南韓是否已經成為一個大國？其實從中韓高句麗的文化遺產爭議，南韓向國際申報端午節為其文化遺產，以及中醫改為韓醫、漢字起源於韓國等論述，我們可以看出：也就是當大家都在關注中國軍事的崛起、日本國家正常化的同時，原來南韓早就認為他們是一個名副其實已經崛起的大國。

南韓這股由民族主義所帶動的大國思潮，不只出現在文化大國的正名，經濟品牌大國的確立，也出現在政治大國的形塑。同時南韓這股大國的迷思，代表著東亞國家亟欲擺脫二次戰後美國軍事殖民的悲情宿命，也代表著長久壓抑分離統治下民族的自卑心理。南韓這股大國的思潮與迷思，緣起於南韓在經濟上的挫敗，並從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開始凝聚，金大中陽光政策之後開始醞釀，盧武炫上台之後開始全面爆發，並且隨著三星在全球的衝鋒陷陣、超日趕美，讓南韓這股大國浪潮一發而不可收拾。

自從反美起家的盧武鉉上台之後，挾著經濟實力快速成長的南韓，屢屢想脫離美國的「操控」，而在國際舞台上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去年六邊會談當中，南韓政府的脫稿演出、夜奔敵營，就是南韓邁向正常國家的最好例證；之後南韓籍的潘基文當選為聯合國秘書長，更讓南韓感覺自己儼然已經成為一個政治大國。但是最近的人質綁架問題，卻讓南韓政府踢到了一個大鐵板，也讓南韓人民感到相當受傷。原來大國可以只是一種想法、一種圖騰，但在現實的國際政治當中，想要擺脫世界超強美國的「羽翼」而成為政治大國，並不是如向國際遺產申報的那麼簡單。

而這次人質事件為何會讓南韓政府踢到鐵板呢？當南韓廿三名基督教會人員在今年七月十九日，於阿富汗南部被塔里班士兵綁架之後，塔里班提出南韓的駐軍即刻撤離阿富汗境內，以及以囚換囚來交換被阿富汗政府囚禁的塔里班士兵等兩項條件，南韓政府原本自信滿滿，認為南韓駐軍在阿富汗原本就只有二一○ 名，佔所有維和部隊幾乎不到十分之一，而且又只是擔任醫療工兵等後援工作，於是派外交通商次官等兩人代表前往阿富汗與卡札伊政府協商，隨著七月廿五日第一位人質被殺之後，南韓又派盧武炫的國家安全政策顧問白鍾天到阿富汗，但是卡札伊政府卻都以決定權在美國政府，阿富汗政府沒有權力做決定的方式，讓南韓政府吃了一次閉門羹。

另外，隨著七月三十日第二位人質被殺之後，在南韓國內輿情的強大壓力下，盧武炫政府才派南韓國內五個主要政黨代表遠赴華盛頓，要求美國政府能夠幫忙解救人質，南韓政府希望能夠依循之前義大利記者交換五名被囚禁塔里班士兵的援例，以囚換囚來救回僅存的廿一名人質，但是這項建議卻會以助長恐怖分子氣焰、後患無窮的理由，遭到美國政府的強硬拒絕，這讓南韓人民覺得黃種人比不上白種人的種族歧視心理，於是南韓政府決定改弦易轍以面對面的方式，自行花錢消災來解決人質的問題。

從人質事件發展至今，將來是否會順利落幕都還在未定之數。但是我們看到是國際政治的現實與弱肉強食，一個配合美國政府出兵阿富汗的國家，在大國政治利益高於南韓國家利益下，在掃蕩恐佈分子目標高於解救南韓人質的考量下，南韓政府不但無法自行決定撤兵，同時也讓南韓人質成為大國政治交易的最大犧牲品，南韓這才驚覺他們所自認的大國，在面對美俄等的軍事強權，其實是相脆弱的，能夠做的也是相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