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更到底要怎麼更？都更到底在更什麼？士林王家的拆遷案再次翻攪出這個問題，但麻煩的是，我們離這個現實的問題，反而越離越遠。
確實，在經驗上，我們一直不缺政商之間構築的「親發展聯盟」（pro-growth union），親發展聯盟最具體的表徵就是警察與推土機：由警察驅散與逮捕住戶與抗議人群，並由推土機剷除阻礙「陳舊」的地上物，為新建築物的建立留下空白的地基。這個政商聯盟，國民兩黨皆參與其中，而且鬧出人命往往是必然：1998年台北市14、15號公園預定地住戶拆遷的前一夜，翟所祥「翟大爺」上吊自殺；2010年苗栗大埔竹科徵地事件中，農婦朱馮敏服農藥自盡；2012年台北士林王家在未取得住戶許可的情況下「被規劃」以及「被拆」。這不會是最後一樁案件，只要土地依舊是私有化，政商發展聯盟就會繼續存在。
黎明前必定是充滿黑暗的，偶有幾束偽曙光，結果只是流星劃過夜空的痕跡。其一，是討論方向移轉到私有財產權的界定。確實，根據自由主義原理，私有財產權神聖不容侵犯，國家公然侵犯私人財產權，踩到一般民眾認知的紅線。但若援引私有財產權作神聖為未來「反都更」的意識型態資源，恐怕將更鞏固民眾私有財產權的概念，其「意料之外」的結果反而是更鞏固了私有財產權體制，變相地支持了財團企業的財產權。從新保守主義（neo-con）的觀點，國家任何的稅捐都是對私有財產權的侵害，證所稅、土增稅、遺產稅等任何稅捐，以及具備累進精神的稅制，都是對私有財產的危害。提倡私有財產權觀念對抗都更，恰恰是往新保守主義傾斜的反動修辭，不足為信，拿來作為意識型態上的武裝工具，恐悔不當初。
其二，非人民培力的發展方向。在當前台灣，只要是抗議場景，肯定不缺群眾，但這些群眾平常在哪裡？群眾響應，是因為運動團體的召喚，但事後群眾往往消失在社會洪流，而運動團體的運動策略，在事罷之後，往往以事件代理人自居，NGO式的行動往往朝向幾個方向：行政訴願、立院陳情與修法、狀告監察院彈劾、提請大法官會議釋憲或是進入法律程序。每一項，都面向國家制度，相信國家制度能夠解決民瘼的結果，等同將影響結果的政治過程寄人籬下，仰人鼻息。走程序、循制度，不挑戰既有的政治力量，假以時日，行政機關鴨霸行徑故態復萌，只是剛好而已。當整個過程都缺乏民眾培力與參與的空間，自然難以撼動兩大黨統治的政治生態，以及行政官僚的因循苟且。
其三，反對者在意識上未戰先降，更提不出都更的替代方案。流行的反對修辭是「捍衛家的價值」，「都市需要更新，但不是這樣的方式」。到底需要什麼樣的都更？更民主還是更有市民參與精神都更嗎？還是，我們壓根，不需要都更？台灣最大的問題之一，政客都會說，就是台灣南北發展不均、城鄉發展失衡。但是當前都更的邏輯，就是拆舊樓、建新樓，不只是建新樓，還是建高樓。建高樓表示都市需要吸納更多的人口，人口哪裡來？從經驗上看，即來自於中南部。擴大來看，都更的目的除了對親發展聯盟的批判以外，並未集中在都市人口密度增加造成的問題，以及對「文明」（civilization）觀念的批判上。
文明的觀念，一直與現代化的都市生活聯繫在一起，來到了都市，就是擁有了文明的生活，都更的正當性，即建立在此一文明生活的預設與想像，讓都市能夠有更大的胃納容納更多的移居人口，此直接的效應就是鄉村的空洞化、老年化與失發展化，更惡化了城鄉之間的鴻溝，與平衡區域發展、縮短城鄉差距的理念背道而馳。我們要提出來的問題，不是如何都更會更好，而是根本性的反對都市空間的向上與橫向擴張，反對吸納了更多、更多、還要更多國家與民間資源的都會怪獸。
在這一層意義上，與其說郝龍斌市長失職，不如說是這一整套都市化大擴張政策下的代罪羔羊，而此大政策的根源，來自於馬英九競選總統時的「愛台12建設」中的第7項：都市與工業區更新計畫。執行計畫的郝龍斌最多只能說是從犯，主犯則端坐在凱達格蘭大道，而許許多多的不質疑都市範圍擴大化的都更批判者，則可視作潛在的共犯。
文明不等於都市化，都市化造就了物質世界，但物質世界並不自動產生精神文明，但論者往往將都市化等同發展，再生產新自由主義都會節點式競爭的結構與話語，而當前反都更人士亦不質疑，而是期許「另一種都更會更好」，飽受批判的現代化理論在2012年的台灣找到了這麼多的知音，也算是另類台灣奇蹟了。
反都更，不是要另一種更人道的都更，而是反對加速城鄉二元化的都更。若欲均衡城鄉發展，人口就需要引導到非都會地帶，給予誘發展因，但都更的資源吸星大法下大大地抵銷愛台12建設中的第8項「農村再生」可能的發展前景，這一點馬英九必須親自說明，矛盾的政策又如何能夠引領台灣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