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王顥中
2012香港特首選舉，唐英年本勢在必得，而梁振英則可能連提名票數都還不足，但在最後關頭，唐英年大勢已去，梁振英獲得唐營的人改投他，甚至在他勝利後，本來支持唐營的地產商更站到梁振英的台上慶祝梁的勝出。正如民主黨提名人何俊仁所言，唐英年將「小事化大，大事變災難」，「大宅僭建」的風波讓唐英年盡失民心，也令本來支持他的人丟光了顏面；而違反行政會議保密原則的公開爆料，更令還未表態的人不敢支持他。
3月16日選舉電視辯論後，兩位主要候選人支持度都下跌，距離縮小了些，但梁振英仍是民望較高的候選人；當梁振英真的有機會當選的消息一出，本來甚具娛樂性的選舉頓時轉向，「恐懼梁（狼）振英」成為主題，網路上傳出坦克車會駛進香港、香港不再能有七一遊行的流言，又有將梁振英比擬為要殲滅猶太人、同性戀者和共產黨人的希特勒，連高級公務員也發公開信指一旦梁振英當選，多名資深公務員會於短期內辭職或提早退休。
這股「狼來了」的恐懼，不是任何競選政綱、承諾，或任何挺梁的重量級人士可以釋除的──因為，梁是「嫌疑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對於追求西方民主自由的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來說，是可怕的惡夢，共產黨等同於坦克車、民主倒退，並壓倒一切；而對香港的大資產階級來說，中共則是可怕又可敬的對手：在中共的支持和協助下，香港的大資產階級著實得到很多好處，但他們卻又不能像西方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一樣，毫無忌憚地要求政府跟隨著他們的步伐走；對於中國最高領導層，他們還得必恭必敬，因為無論如何，中國還是以主要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國家（但工人被官僚剝奪了政治權利），例如中國政府在2011～2015的五年規劃當中，未曾如香港般好好諮詢商家，就要求最低工資標準年增長率不低於13%，資本家利潤因而直接受到影響，但他們尚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正因為「恐共」，承受物價高漲、天價住房、工資遠遠追不上通貨膨脹的香港「進步人士」，難得地與香港特權階層：鄉紳、大地產商、大銀行家等站在同一陣線，怨憤梁振英的當選。然而，後者對梁的反感，可以隨著體驗了新特首維護一國兩制──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而寬心。有人說梁振英很計較，會秋後算帳，但從梁振英這次選舉的表現來看，他很會謀略，而且心思細密，如果以行動來證明別人對他的成見是正確的，反而很不智；梁振英也不如外界般認為是北京的傀儡，否則，他很可能不會勝出這次的選舉。反而，他會利用或製造形勢，使北京不得不支持他。
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梁當選前已經說過，「任何人當選特首，都必須尊重香港核心價值及市民意願，如倒行逆施將無法管治」；即使檢視梁振英的政綱，也看不出半點要改變香港資本主義的味道，他主張的所謂福利政策，甚至比唐英年推出的還保守。
縱觀多數「民主選舉」的國家，候選人會因應時勢而向選民作出表面上有所不同的呼籲或承諾，就如英國自由民主黨（The Liberal Democrats）選前許下不提高大學學費的諾言，當選後就增加3倍學費（相關報導）。又如歐巴馬曾說過要關閉以酷刑聞名的關塔那摩灣軍事監獄（Guantanamo Bay detention camp），或表現得很體會失業、有病不能醫、種族歧視等民間疾苦，但今天，軍事監獄仍運作如常（傳媒卻已不再關注）；而當抗議社會資源被小部分人獨佔的「佔領華爾街」行動漫延全國時，奧巴馬對暴力清場和大規模拘捕示威者的行動不僅無動於衷，最近更簽署H.R.347法案，嚴刑峻法對付在「總統或受美國特勤處（Secret Services）保護的其他人逗留或訪問的地方」示威者（相關報導）。然而，多虧「普選」，美國在大眾的心目中仍是「民主」、「自由」的國家。
西方國家的選舉制度無疑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人們可以在競爭期間有機會聽到一些比較悅耳，或感到鼓舞的說話，以為自己的一票真能「改變」什麼。但無論誰上了台，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社會制度卻絲毫不受動搖──貧富懸殊會繼續擴大、財富變得更集中、霸權在多方面建立得更穩固。而給人們留下一點幻想空間的普選，則成了替原先充滿矛盾的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正當化、合理化和持久穩定的上上之策。
有些香港人批評北京中央干預香港事務，將令香港的「一國兩制」岌岌可危。不過，這些人可能過分輕視北京中央為了維護香港的資本主義所出的力：代表香港幾十萬工人的香港工會聯合會（FTU），一直為「一國兩制」而犧牲工人的利益；為了給資本家信心，工聯會一直在工人代表集體談判權、最低工資立法、合理勞工假等議題上，採取默不作聲或直接妥協的態度；為了維護資本家的利益，本應代表基層的「傳統左派」竟與商界、特權階層擁護民望低迷的政府，幫助其在反對聲中順利施政。而特首小圈子選舉、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分組點票，正是維護香港資本主義的最明顯的手段。雖然北京中央或「傳統左派」不敢明言，但他們為維護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付出了不為人知、也不想人知的代價。
香港資產階級這次押錯注了，是因為北京嗎？唐英年，這位香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要不是真的如此不濟，將自己的無能完全展示於人前，北京也犯不著冒著現在這樣的風險，令手握香港經濟的財主們不滿；因此，資本家們比泛民人士更知道，他們不是輸給北京，而是輸在唐英年。為了即將來臨的普選，想必香港的大資本家將會投注更多資源，培養自己的政治人才，成立更多智庫、政經研究中心，主導輿論和民意，以避免再出現像「唐英年」這樣的事故了。
對於一般市民，這個「狼來了」的恐懼是基於事實，還是想像？沒有一個人可以改變資本主義，而參加資產階級選舉的人，更不可能希望推翻資本主義。即使有可能推出溫和的福利政策爭取民心，但主政的人根本不會動搖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即使不再是小小政府，但這終究是自由市場的主場，任何的調和政策都離不開資本主義的範圍。言論、集會、出版等自由，在不違反資產階級利益的前提下，仍會行禮如儀地運作。倒是那些「反對反外傭」、「爭取居港權」的青年，他們的自由與人權，早早被人給遺忘了，有誰真的在乎那真正的民主自由呢？
香港未來參與政治的空間會越來越開闊，各路人士開始招兵買馬，「普選」這個能獲得一定支持的議題，必定會有越來越多人進場爭取；政治明星、渴望被招攬的評論員們，一定會一致爭取普選，並務求將眾多繁雜的社會問題與矛盾，全都歸咎於「沒有普選」這個議題上。然而，香港的問題早就不只在於有沒有普選，「我要普選」，你要的真是這麼多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