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財政部長劉憶如「壯志未酬」，請辭下台。
在民主政治裡，走了一個部長，本無須大驚小怪，但劉憶如的「非志願性請辭」卻非同小可。
證所稅的走樣、走調，或者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坊間理由林林總總。從馬英九缺乏領導意志、劉憶如吝於和立院溝通，再到推出時機不當、甚至張忠謀也批評政府「有勇無謀」，在在讓過去一個多月的證所稅改革，遍體鱗傷。
證所稅畢竟不是普通的法案。誰都清楚，它是調節台灣貧富、遏止國庫失血的關鍵稅改。受影響的人，並非大多數的尋常百姓，而是握有股票賺取資本利得的少數大戶，但怪的是，為何「民意」並不站在馬劉一方？
說穿了，主事者膽怯，投鼠忌器。
明知像是六大工商團體必定會動員反撲，卻執迷於傳統國民黨的政商溝通模式。結果，證所稅說得很硬，但一進入圓桌，就此卡住，怎麼樣也過不了關。
要工商團體「合作」，前提是以戰逼和，使其就範。偏偏，民意塑造的發球權，從頭到尾，都在「改革派」的對立面手裡。
抗議油電雙漲、股市慢性盤跌，所有這些會讓民眾荷包縮水的現象，全都成了惡化貧富差距的「證據」。終歸而言，老百姓生活更艱苦，對政府的支持如江河日下。這也讓工商團體得以透過媒體高地，讓政府的所作所為淪為「萬般皆錯」。於是乎，證所稅也被包裹處理，成了馬政府背離「民意」的苛政之一。
誰說民粹只是反（非）菁英的低級情感動員？證所稅的流產，不啻說明了台灣資產階級的內部團結非但堅若磐石，甚至他們更擅於民粹動員，巧妙地把既得利益與反對貧富差距這種看似相互矛盾的訴求合而為一。
這種資產階級的民粹主義，也見於美國華爾街。華爾街之所以呼風喚雨，除了金融集團綁架了政客之外，相當大程度也灌輸了「股市上漲等於全民財富」的意識型態。因此，分明最大的得利者是華爾街，但實際上愈來愈貧困的社會大眾卻對多頭市場眷戀不已，樂於幫既得利益數鈔票。
馬英九不只是折損了一位部長，輸掉了證所稅，更重要的是，未來4年，他既要背負貧富差距擴大的惡名，又無力可施。然而，一旦社會結構如此，社會氛圍如此，再怎麼政黨輪替，都很難再力挽狂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