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芳明:當作家被部長放逐

2012/06/11

第一任文化部長龍應台接受立委質詢時,拒絕對六四事件表態。如果文化部長不是她,而是別人,這樣的拒答不可能會造成新聞風波。她在立院的表現,與她過去對六四事件的強烈批判,簡直是天壤之別。龍應台事後的解釋,是因為牽涉到日後的兩岸文化交流的協商,因此在此時此刻,她選擇不要回答。她對新聞記者說,作家可以有勇,部長必須有謀。換了位子,就要換腦袋。這樣的思維當然充滿睿智,卻對台灣的文化工作者造成傷害。

文化部長與文化作家之間的身分,距離有多大?同樣站在文化工作的立場,前者代表國家,後者代表個人。立場縱然不一樣,人文價值與人權觀念的內容,應該是共通且分享。兩岸文化交流,即將提上日程表,自是可以預料。身為部長,或許為了使協商順利,刻意避開六四事件不談。然而,在未來協商過程中,並沒有人要求部長必須把六四事件放上談判桌,但至少面對國內的民意代表,應該有義務表達基本人權觀念。

無論民進黨立委的動機如何,權力在握的部長以逃避態度來回應,似乎不夠睿智。今天能夠接下這個職位,不就是廿年來作家龍應台長期在人權與文化的問題上反覆申論;從《野火集》到〈請用文明說服我〉,她不懈地對威權體制進行抗拒與批判。如果把勇於思辨的文字拿掉,龍應台再也不是龍應台。確切地說,正是這些文字,讓她站在一個相當高的位置,不僅國人看見,整個華人世界看見,馬政府也清楚看見。如果她從來沒有批判強權,也沒有捍衛人權,她就不可能成為第一任文化部長的人選。

未來兩岸文化交流的協商,台灣能夠站在一個較為優勢的位置,是因為台灣社會完成了民主改革的工程。這項工程也許還未臻於完美,但是在與北京代表接觸時,正好可以劃出一個底線。這項協商確實是艱鉅的任務,其中將牽涉到台灣無可讓渡的人權立場。當中國作家不斷受到思想檢查、文字檢驗、行動監視之際,文化問題可能比經濟問題還來得複雜而困難。出版權與言論自由權是台灣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礎,把這些文化條件抽掉,台灣民主什麼也不是。

ECFA簽署以來,兩岸協商的議題先商後政,文化議題正好夾在中間。中國出版的書籍,進口台灣時,完全無須經過檢查。但是,台灣出版物輸入中國時,卻需要經過層層關卡。言論自由與不自由,於此劃清界線。在台灣可以購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毛澤東選集》,在中國則百般禁止任何與和平演變相關的書籍,這也是為什麼文化交流的協商會延宕如許之久。

龍部長可以不要對六四事件做任何表態,但對於台灣的人權問題、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基本立場,必須有清楚可見的態度。自劉曉波發表《○八憲章》以來,中國言論自由不斷受到傷害。近日發生的陳光誠事件,更進一步揭露中國人權問題並沒有獲得改善。文化交流完全不需要謀略,但必須要有堅定的人權態度。部長龍應台在獲得政治權力之後,就立即放逐作家龍應台,這不能不使國人感到憂心。如果因為對六四有任何評論,便會影響未來兩岸文化交流,這已經大大傷害台灣的言論自由。到底兩岸要交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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