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勞團再嗆鴻海股東會兩年了，富士康工人還好嗎？

2012/06/18

苦勞網記者

責任主編：樓乃潔

鴻海精密今天（6/18）在土城總部召開年度股東大會，港台工運團體繼前年（2010）富士康工人連環跳樓事件後（相關報導），今日再度前往場外，就提高工資到可生活的4千人民幣、停止濫用學生工、工會民主改選，以及與本地勞團對話等4個議題提出訴求；不過鴻海依然採取相應不理的態度，甚至派出保全阻擋，引起小規模推擠，總裁郭台銘在股東會場內高談闊論景氣不好，但是他們已經準備好了，媒體也以鴻海入主夏普作為股東會的主題，不再理會「血汗工廠」的指控。在無法與鴻海對話的情形下，勞團只能以行動劇表達抗議，最後由香港「大學師生監督無良企業行動」（Students and Scholars against Corporate Misbehavior, SACOM）項目幹事鄭依依致贈從香港帶過來的「血汗工廠、天下第一」錦旗給裝扮成郭台銘的勞團成員，結束抗議行動。

勞團與保全發生小規模推擠。（攝影：王顥中）

就如同SACOM在香港的抗議一樣，郭台銘相應不理，SACOM項目幹事鄭依依（左）把從香港帶來的錦旗送給「郭台銘」。
（攝影：孫窮理）

兩年前，富士康發生工人連續跳樓自殺事件（相關整理），引起外界對富士康工人勞動條件的關注，當時，港、台的工運團體提出「工資」、「違法加班」、「軍事化管理」、「自主工會」…等議題，要求富士康改善，近期西方媒體也披露富士康「血汗工廠」的現象，就在今年（2012）2月，美國「公平勞工協會」（Fair Labor Association, FLA）發表調查報告，蘋果電腦承認生產鍊上的問題，這兩年下來，到底富士康工人的勞動條件，有沒有發生改變？

「工資」可能是有最清楚變化的，兩年前（2010），富士康工人的月薪是人民幣950元，略高於深圳的法定最低工資900元，2011年，法定最低工資是1,200元，富士康給工人1,500元；今年法定最低工資調到1,500元，富士康就調到1,800元；「只是看數字，好像調薪的幅度蠻大也蠻快的」，鄭依依說，「但是，根據我們實地的訪問，工人的薪資其實沒有增加，只是挖東牆補西牆，甚至是減少的。」會有這種情形，主要是富士康把底薪提高，把加班減少。

兩年前，富士康工人每個月加班的時數，動輒超過100小時，甚至120、130小時以上，在發生事情之後，開始管控加班時數，變成60到80小時（中國勞工法令規定每個月不得超過36小時），工人加班的時間就少了很多；調整薪資結構、增加底薪、減少加班，原本就是工運團體的訴求，鄭依依說，「基本上這是好的」，不過，在訪察過程，也發現加班管控有的時候不是很嚴格，實際上有工人加班到90個小時，超過了每月加班的上限，這個時候，超過的10個小時，是沒有工資的，變成無償加班。不過，鄭依依說，工時縮短，富士康卻沒有相對應地把產能的目標相對應減少，同樣的生產要在更短的時間完成，變成工人的壓力也在增加。

加薪只是神話？

2010年，富士康工人跳樓自殺頻傳，引發享譽盛名的台灣首富郭台銘遭批為「台灣之恥」，為此，富士康頻頻大動作公開對外宣稱「加薪」，今年5月，郭台銘甚至表示富士康工人的薪水將超過台灣勞工的基本工資（18,780元台幣換算為人民幣值約4,000元）。

60:1，蘋果貪得無厭
一支售價749美元的I-Phone4S手機，蘋果賺得的售價就佔了60%，扣除原料、軟體版稅與運輸等費用，代工廠僅能得到剩餘的1%。在蘋果不願支付合理代工費用的情況下，如富士康等代工廠因為薄利，擠壓底下的員工。
（圖片提供：SACOM）

然而，2010年起便著手進行調查的《2012年度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報告》內容卻指出，不僅絕大部分工人的工資與郭台銘的「豪語」相距甚遠，即便是部分真有加薪事實者，要不是從原有之福利給付中扣除得來，要不就是相應著增加更高的工作強度。最終讓這個表面上的「加薪」德政，實際上是讓生產線工人的處境更為艱困。

報告中顯示，在富士康進行了所謂的「加薪」後，工人原有的住宿及用餐支應都被取消，因此，「加薪」後的工資數額，還必須要再扣除掉新添加的「伙食費」以及「住宿費」；另外，原先的季度獎金及年資津貼的發放，也隨著「加薪」後接連取消，加加減減下來，「加薪」最終只是神話。

兩年的時間，工資翻倍，但也可以想像，深圳物價上漲的情形。2010年，工運團體訴求要讓工人能夠達到在深圳的生活水準，大約每月2,300人民幣，而現在，要在深圳生活所需，已經需達到約4,000人民幣，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自己也說，要讓工人的薪資達到每月4,000人民幣，不過，在薪資調整結構之後，工人加上加班的時間，能夠賺到的工資，與此仍有相當大的距離。

「加薪」本身或許只是個虛幻的神話，但它所帶起的「工作強度增加」，可是扎扎實實的落在生產線工人的肩頭上，就好比在報告中有工人提到「原來6天的活要求你5天幹完」，隨著（其實沒讓工人真能領到更多錢）的「加薪」，富士康廠內對於產量、產能等效率也隨之增加，樣樣都具體反映成對生產線上勞動力的榨取，使得「剝削」的情況，不僅沒有隨著「加薪」而改善，反而還益發嚴重。

本身也參與了富士康訪調的東海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楊友仁說，富士康是一個標準「接單、生產」，勞動彈性化的生產線，再通過軍事化管理、增加勞動強度，頻繁地換班，在他訪問的案例裡，有「做13休1」這樣的情形，在這種高強度頻繁調動的狀況下，加薪是「名實不符」的。

專攻中國勞動研究的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黃德北則認為，深圳的富士康在「工資」、「宿舍管理」、「管理人員對工人的打罵」…等事情上，的確是發生了改變，這表示「抗爭是有用的」，不過在「加班」、「大量使用學生工人」、「工資跟產量建立緊密的關係」…等問題上，仍然未見改善，而現在所談的事情，也只是發生在深圳，富士康造成的勞動災害、傷害正在「內移」，到鄭州、河南、四川這些地方，黃德北引用郭台銘的話說「魔鬼總是隱藏在沒有人注意的角落處」。

改善勞動條件－承諾兌現或問題「內移」

連環跳後，在兩岸三地勞團的抗議及國際消費者運動的壓力下，郭台銘與富士康集團承諾改善工人的勞動情況；不過，無論是工資調漲，或是減少加班時數，對於勞動條件的提升，在中國10多個富士康廠區中，卻不必然是同步的。

以工資調漲為例；今年2月，富士康宣布深圳40萬名工人加薪至1800元人民幣，然而另一方面，有達2/3的其他80多萬名內陸的富士康工人，工資卻比深圳低上許多。在成都和鄭州，個別工人每月的基本工資，就與深圳相差300至500元的人民幣不等。扣除必要生活開支與房租，所剩的工資其實相當微薄。此外，富士康也利用沿海、內地不同工資這點，在向內地擴張的同時，將部分生產線工人遷移至成都或鄭州，控制深圳的加薪人數，並對遷至內地的工人進行實質的減薪。

SACOM去年以一支短片《蘋果iPad的真相：富士康背後的謊言》揭露了富士康在成都建廠尚未結束的情況下，便逕行招商，迫使工人在危險環境下工作、加班，以至於最終拋光車間因為粉塵爆炸、不幸奪走3名工人生命的工安事件。

在向內地擴張的過程中，地方政府一方面施與富士康賦稅減半的優惠，並且強徵農民土地，造成農民失業與安置問題，另一方面運用公共資源，大張旗鼓地為富士康招商，卻同時無視中國勞動相關規範，例如利用「校企合作」的方式，為富士康招攬大批的學生工，除了強制規範3個月實習時間外，並且允許在富士康的學生工每日加班2小時，違反實習生不得加班的規定。在富士康近年對外宣稱深圳工人勞動條件獲得改善的同時，實際上卻將這些勞動問題，轉移到了內地富士康工人的身上。

楊友仁批評像FLA這種接受蘋果電腦委託，市場化的「社會審計」團體進行勞動條件調查，是很有問題的，FLA的執行長Auret van Heerden在還沒有進行調查之前，就說「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廠」，幫富士康說話，最後做出來的結果，只說會造成工人自殺，是由於「無聊、疏離」，卻沒有指出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不知道要從何處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他認為應該要從工人自主的工會，讓勞動現場的工人自己說話，以及與本地關注勞工權益的團體一起合作，才能實際改善勞動條件的問題。

不能代表工人的工會

2007年3月，富士康科技集團工會聯合會成立。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工會？2010年底，工會主席陳鵬在「推進工會組建工作會議」報告中指出，該工會是一個從集團聯合會、事業群工會、事業處分會下至工會小組、分為四級的組織體系，在「全國14個園區、13個事業群建立了51個事業處分會、8663個工會小組，會員數超過39萬人，入會率達80%。」不過，這個陳鵬口中覆蓋率這麼高的工會，已被近年「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組」公佈的報告批評，是一個被線長與課長把持、「資方管理附庸」的工會，實際上工人參與程度低落（2010年富士康調查報告）。

事實上，今年2月受蘋果委託、進入富士康廠區調查的FLA，也在它的報告中坦承上述的情況。FLA的報告指出：在188位聯合會委員中，只有59位是基層工人或是全技員，其餘134位代表，則來自線長（29位）或更高的管理階層（105位），比例超過7成。另外，雖然工會舉行選舉，但是候選人卻經常是由管理階層提名，而從工會成立之初當選、擔任主席至今的陳鵬，也因為另一個身分─「富士康對外辦公室專理」而被質疑。這份報告的問卷調查也顯示，有7成的工人對於工會中的工人代表是否參與工廠事務的決策一無所知（FLA調查報告）。

黃德北指出，最早在2006年時，由於富士康堅持不讓工人組工會，深圳市總工會於是到廠外找了30個人，組成工會，所以在早期是自主的工會，2007年3月，在富士康公司成立了「富士康科技集團聯合會」後，深圳總工會成立的這個「深圳市總工會富士康科技集團工委會」，因為原本就是配合中國「外資企業成立工會」這個全國目標、接在沃瑪特（Walmart）成立工會後，推進富士康本身成立企業內部工會的，所以也就把工作轉移給這個親資方工會，深圳市總工會回復為原本上級指導工會的位置。以至於到了2010年時，富士康的工會已經是資方的工會，它的主席就是郭台銘的特助，因此工會雖然有高達90%的入會率，但是卻完全不能保護工人。

黃德北說，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前幾個禮拜才說要推動廣東的基層工會直選，他希望要優先從富士康做起。而富士康在回應SACOM時表示（富士康的聲明），中國的工會是受到政府控制的，並不是自主的工會，在體制內推動工會直選，是不是就能推出代表工人力量的組織？工人自己動不動得起來，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根據SACOM的調查，富士康工人普遍不了解工會的意義），不過黃德北強調，10幾年來，中共早已經不再介入基層工會的選舉，中國的工會已經從黨的工會變成資方的工會，現在的問題是要把工會從老闆的手上搶下來，黃德北認為，工人組織的直選現在在中國工人的組織上，是有重大意義的。

假教學實習，真廉價勞工

富士康透過「實習」制度，以職業教育機構為人力仲介，每年將一批一批年輕好用的勞動力送上生產線，各地方政府基於「招商引資」之需求，不僅在各項法令上替富士康放寬解禁，更是主動地以「學生工」為招商籌碼，積極利用行政命令替富士康的用工需求量身訂製方便的學生工供應。

這些學生工承受著高工時、勞動強度大的處境，但其「學生」身分，卻讓富士康得以規避相關勞動保障法令，不僅多免除為其進行「社會保險」的投保，所給付的工資更是普遍比一般勞工更為低廉。

在這樣的場景下，每年有動輒以十萬起跳的學生工數量，作為富士康龐大生產部門的編制；根據「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組」去年7月、11月及今年1月，分別在富士康龍華、深圳、成都各廠進行的訪查，這些學生工除八成以上都必須從事夜間勞動，其中許多更被迫從事著危險工作，在充斥著噪音、粉塵、高溫、易燃物，甚至是有毒有害化學物質的環境中，進行如蘋果公司高科技產品之生產工作。

這些學生工，每年必須支付給學校數千元至萬元人民幣不等的「學費」，並以「教育實習」的名目進到生產線上，但在富士康的實習過程，卻往往與自己的所學毫無關連，例如，學習服裝設計的學生被安排做iPhone 4的外殼烤漆，酒店管理專業的學生被安排做印表機的拴螺絲工作等（引自《2012年度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報告》）；在現實的狀況中，「實習」佔職業教育內容之比例的擴張傾向，三年制的學校原先應以第三年作為實習規劃階段，卻往往提前一年甚至是有初入學就開始實習的狀況，更讓學生工淪為富士康降低人力成本開支的犧牲品。

對照台灣的經驗，「建教合作」制度同樣是行之有年，從50年代起，大量建教生配合著國家的需要，以各項技職教育作為重點發展方向，配合國家的目標以及中小企業雇主加工出口為導向的勞力需求，成了台灣所謂「經濟奇蹟」的無聲幕後背景。一直到今天，台灣的建教生依然不受到勞動法規之最低工資保障；在富士康，學生工則成為「雇主－政府－學校」三方各取所需之下的犧牲品。

這些以「教育」之名進入生產線的勞工，替雇主（甚至是國家）創造了巨大可觀的利益，其所接受的所謂「教育訓練」，最終則也是為了要「教育訓練」出更好更精良的勞動力，以便供應更優渥的利潤，但他們沒有獲得相對應應得的待遇，誠可謂「假教學實習，真廉價勞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