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得知「哈佛大學學生為了爭取校園清潔工權益,占領校長室」時,正好是我和台大大新社、大論社等社團朋友,投入在一場抗議上的時刻。那是2001年,我們一行大約20名校內外學生,去了台大的校長室「等校長回來」,要求他對「舟山路未經民主程序,就變更為只行汽車、禁行機車」的決策,給個說法。結果,等不到校長回來,卻在學務長的善意勸說、承諾召開公聽會下,一個小時後就離開了。印象中,經驗稚嫩的我們,還被校方嚇唬說:「如果學校下了班我們還不離開,就會被算做是『侵入公署罪』」。
結果,後來開了兩次公聽會,一次校長睡著了,一次我們被校方動員來的教授們用議事規則圍剿。儘管會議上質疑聲浪居多,當時舟山路最後還是按照校方決策,封閉了機車路權、保留汽車行進(日後則重新規劃為一條汽機車皆禁行的人行徒步區)。但故事沒有結束,日後我們7個學生被校方以「未經允許進入校長室」為由,提報獎懲會要記過。聽說,是因為當時的台大校長陳維昭對學生抗議非常生氣,堅持要對我們施以懲戒。
學生工運面臨困境
就在一連串自救、聲援、抗議……的這個時候,偶然得知,同一個時間在美國的哈佛大學,也有學生去攻占校長室。但狀況大不相同。他們的目的是為了校園工友的權益,而且占領了許多天,最後成功爭取到了校方讓步、替工友加薪。我們則是「等校長」一個小時,路還是被封了,學生還被記過。當時我的感覺是,「台灣真是落後國外太多了」。
不過直到出國留學之後,看到、聽到更多駭人的鎮壓學運社運消息,才漸漸意識到,發表異議受到鎮壓,台灣和歐美是一樣的。例如:過去一年內,美國警察在大學校園中,多次對靜坐的抗議者,刻意朝眼睛噴灑胡椒噴霧;英國好幾次的大遊行,都有和平示威者被警察打傷,甚至嚴重到得進行腦部手術。哈佛占領校長室爭取工友薪資的成功,不是因為哈佛校方包容異議,而是因為行動者的努力和多重策略,才能成功達成。而他們也還是面對著許多困境,至少,這幾年清潔工的實質薪資還是下滑了,而同時相關運動恐怕是沉寂了不少。
2005年春天,因緣際會獲得輔大學生議會的補助,買到了記錄當年哈佛攻占校長室過程的《占領》紀錄片。我和幾位朋友翻譯字幕,和一群來自各校的學生會幹部分享這部影片。之後多所學校的學運社團也紛紛邀約撥放,影片也就一人拷一片流傳了開來。似乎頗多人開始對「爭取校園工友權益」的議題,深感興趣;也有一些學生,做出了嘗試性的行動。
2012年5月,幾位認識的台大學生,又有心為校園清潔工權益努力。他們進行了訪問調查,並舉辦了《占領》紀錄片放映會。我有幸被找去和他們一起討論,並且再次看了這部影片。事隔多年,衍伸了些新的想法。我想到的是,「學生工運」聚焦在聲援「弱勢的校園工友」,其背後的一種兩難或困境。
關注弱勢的工運策略
無庸置疑,校園工友、清潔工們,是一群工作辛苦、薪資卻不高的基層勞動者。特別在晚近20年間,以全世界為範圍的新自由主義浪潮洗捲進入了大學校園,在「成本考量」下,他們的薪資待遇、勞動條件有著下滑的趨勢;甚至,許多還被任意更換雇主,「外包」到了派遣公司當派遣工,方便校方不滿意時可以用完就丟。在歐美,許多的校園清潔工還是發展中國家前來的「移工」,弱勢身分更加一層。
儘管如此,弱勢的基層勞工其實是滿街跑,為何要聚焦於校園清潔工身上呢?據說,這運動在歐美起源時,是工運組織的一個「策略」:讓多數對工運冷感的大學生們有機會意識到,就在同一個校園之中,那些你我過去沒注意到的身影裡,有著一群廣大弱勢的工友們正受到剝削。期望透過號召聲援「近身的弱者」、「校園中的血汗工廠」,將能吸引更多學生關注勞工運動。
這樣的考量無可厚非,它也的確「奏效」:捍衛校園清潔工權益,成為了過去10年歐美許多大學裡,學生關心勞工議題中最熱門的一項。甚至在台灣本土也有幾次零星的試驗。但它形成的背景——學生需要透過「近身的弱者」,輔以一種大學校園的道德感、社群感之下,才有機會認識到勞工受剝削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也構成了這運動的限制所在。 「學生捍衛校園清潔工權益」這種模式,似乎無可避免地複製著一種「他者化」工友的邏輯。彷彿故事就是「學生」作為有理想、有熱情的救世青年(更何況是「哈佛大學的學生」),援助那些身處邊緣、弱勢到不行的校園工友們。甚至為了他們,學生願意不顧法律風險,投身到占領校長室的正義之舉中。
這樣的故事肯定是賺人熱淚,也相當有動員年輕學生正義感的效果。其實,多一些學生願意爭取「他人的權益」,也是好事一樁。但問題是,受剝削的工友們,和學生之間,真的是劃開來的兩個群體,沒有「共同的利益」嗎?除了倚靠道德感來援助和我們社群當中的弱勢他者,有沒有一種可能是「共同自救」,看見「共同的敵人」?例如,共同來反對資本主義?
清潔工與大學生的同異
客觀來看,清潔工和大學生們,的確在文化、談吐、思維方式上,有相當大的差異。如果說兩者間沒有差別,也不會在同一棟大樓、同一個校園中,彼此間經常是如此形同陌路。
但這樣文化上的差別,卻不影響客觀上不論是清潔工或大學畢業生,絕大多數都是勞力市場上的受雇者,同為「工人階級」的一份子。隨著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再也擠不進過去那個在統治階級周圍的專業菁英位置;實際上,扣除過去投入的教育成本後(為教育投入的勞力、時間、費用),大學畢業生只能領取勉強維生的工資,早已並非新聞。
當下的台灣的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是2萬6千元,但這薪水還要扣除在大學4年投入的平均80到1百萬元就學費用(學費加生活費與住宿費),甚至得攤還高中職階段的3年費用約50萬元。把這筆教育費用折算進未來30年扣除後(150萬除以30年,再除以12月,約等於每月4千元),實質起薪大約只剩每月2萬2千元,只比基本工資高上3千元!而且,這計算還沒考量到受教育導致延後就業的機會成本,以及先花費、後償付所造成的利息。
例如拍攝《占領》紀錄片的導演,據了解,儘管數年後從哈佛大學取得人類學的博士學位,也只能在美國的一間小型社區取得教職。隨著美國大學的企業化與激烈競爭,這類工作也稱不上穩定,薪資與勞動條件都有惡化的趨勢。
換句話說,工友和大學生的社會位置,儘管有差別,但也並非是根本差別。甚至,工友至少還有一份薪水,學生則反而是得先揹上債務,還在受訓當中。工友面臨的派遣、外包、非典型勞動處境,也正是當前大學生畢業後得面對的。兩者間應該團結互助,但沒有誰比誰弱勢的道理。
有朋友曾經和我提過:在台灣,學運或社運若是「爭取自己的權益」,不容易動員到人參與。但若是為了「爭取弱勢者的權益」,則會有比較多的支持者和參與者。這樣的現象,恐怕正是和「道德化社運」的論述長期浸淫息息相關。當我們習慣把社運行動給道德化,強調該「認同弱勢」以方便動員時,很可能沒察覺到的是:那些「看起來沒那麼弱勢」的關鍵問題,經常因此可能被悄悄放過了。這或許可說是此一策略的雙面刃。
出路為何?或許是,我們在投入道德論述以動員關注的同時,也需要加入政治經濟分析,把根本問題的結構說清楚。倘若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下客觀性階級對立的分析,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那麼,不論是大多數將成為工人階級一部分的學生們,或是工人自身,不管看起來是否弱勢,「爭取自己的權益」沒有任何的不對。問題反而是這個「爭取自己的權益」能否被推向「根本」?這往往才需要一種道德意識來堅持探究。
曾經義憤而行的大學生們,進入了職場能否繼續保有抵抗認同、甚或是階級認同?這問題,還需要靠道德動員之外的客觀分析,在實踐中回答。